《长短经》所探讨的有关军队建设内容非常丰富，包含将帅素质、将帅任用、军队管理、军事训练、赏罚等方面，表明作者对治军问题极端重视，尤其对将帅问题做了较多的阐述、研讨，并提出了自己的兵学主张，其中有一些观点具有创新成分。
一是重视将帅素质，强调“任长”、知将。历代兵家均很重视将帅的地位、作用，对于统领军队的指挥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提出了严苛而详细的标准。后世兵家关于为将标准的论述，基本上不超出先秦孙武、《司马法》、吴起、孙膑、《六韬》《尉缭子》等兵家和兵书所涉及的为将之论的范围。赵蕤传承了前人的将帅素质观，但在具体论述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人，必则无二心。”[151]与孙子的主张相比较，赵蕤的将帅“五才说”还是有一些新意。首先是将“勇”置于首位，强调了将帅的勇敢的特质，显然更加注重指挥员的战斗精神。其次是将“仁”的位置前移，反映了将帅的武德在战争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感召作用，仁爱不仅能发挥收揽军心、团结部属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收到感化对手、招降纳叛的效果。最后是以“必”替代了“严”，更加强调“忠诚”的作用。
《长短经》还很注重知兵、择将，指出：“‘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将既知兵，主既择将，天子居正殿而召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152]将国家的安危都寄托在将军身上，足见其对将领的重视程度。赵蕤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任用将领的问题。为了合理地任用将领，他主张要“任长”，认为汉高祖刘邦评论功臣时，认为连萧何、张良、韩信这三杰都各有缺点，一般人怎么可能完美无缺呢？用人关键在于用其所长，“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153]。赵蕤还举例说明，“使韩信下帷，仲舒当戎，于公驰说，陆贾听讼，必无曩时之勋而显今日之名也”[154]，认为假若让韩信去当谋士，让董仲舒带兵打仗，让于公做游说之士，让陆贾去断案，则必然不会创立先前的不朽功勋，最终的结论是“任长之道，不可不察”[155]。反之，如果“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156]因此，任用将领的根本还是在于深入了解将领的才能，做到知人而善任。《长短经》认为，只有全面、周详地知晓将领的长短优劣，才能有针对性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达到“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157]的效果。(www.xing528.com)
二是注重“练士”和“教战”。先秦兵家十分重视训练之法，包括各种阵法的演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短经》也对此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指出“知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百不当一，此弃之者也”[158]，强调不教会士兵打仗就让他上战场，就等于是让他去送死，充分表明了训练的特殊作用。赵蕤主张在平时训练时，应着重教会士卒掌握实战之法，“必有金鼓约令，所以整齐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159]，由教会一个人影响十个人，教会十个人影响一百人，逐渐扩展到三军将士都掌握了实战技能。《长短经》还认为，掌握战法的关键在于知晓布阵，全体将士要“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麾，五阵乃理”[160]，完全听从战鼓、旌旗的指挥而统一行动。在此基础上，《长短经》强调要合理地使用士卒，依据各自特长组成特种部队，以完成特定任务，由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战潜能。赵蕤共列举了十二类特别部队，依次是“冒刃之士”“陷阵之士”“锐骑之士”“勇力之士”“冠兵之士”“死斗之士”“死愤之士”“必死之士”“厉顿之士”“间谍飞言弱敌之士”“幸用之士”“待令之士”，主张把勇敢不怕死的士兵聚成一队，把能冲锋陷阵的聚成一队，把熟悉兵法、长剑、箭法和队列整齐的聚成一队，把善于跳跃、善用挠钩攻击的聚成一队，把能够爬高涉远、善于急行军的聚成一队，把失去权势、想重新建功立业的聚成一队，把想报仇雪恨的聚成一队，把贫穷愤怒、想实现个人志向的聚成一队，把曾经入赘的女婿、被掳去当人质的聚成一队，把擅长辩论、善于诋毁他人的聚成一队，把免罪囚犯和想要洗刷耻辱的聚成一队，把能背负重物行走数百里的聚成一队。赵蕤认为要用人所长，将各有所长的士卒分类，从而组建能够执行不同任务的特种部队，由此可以极大地提升军队整体战斗力。
三是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的军队管理之道。军队管理是治军的重要内容，历来为兵家所重视。孙子最早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兵学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长短经》传承了孙子思想，在探讨军队管理之道时，着重讨论了如何正确处理恩与威、赏与罚关系，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赵蕤一方面强调“畜恩”，将帅要率先垂范，与士卒同甘共苦，并且要关心、爱护士卒，知其冷暖疾苦，“是以含蓼问疾，越王霸于诸侯；吮疽恤士，吴起凌于敌国”[161]，从无数成功事例中得出结论，即“畜恩不倦，以一取万”“积恩不已，天下可使”[162]。另一方面，作者也强调要防止由恩生怨，一旦“积恩”处置不当，“戚而不见异，亲而不见殊，孰能无怨”[163]，越是关系亲密者，越有可能因为做错事情而招致对方的怨恨。由此观之，“恩也者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164]。为有效治军，《长短经》提倡信赏必罚，指出“兵以赏为表，以罚为里”[165]，详细探讨了诸葛亮在治军时颁布的七条禁令：“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166]，主张对于违反禁令、出现“轻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行为者，一律斩首，“斩断之后，万事乃理”[167]，必须做到“刑上极，赏下通”[168]，以此确保军令得到正确执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