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短经》纵横议论，涉及“先胜”“变通”“利害”“料敌”“五间”“攻心”“伐交”“奇正”等内容，蕴含了丰富的战争和作战指导思想。尽管这些思想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来自之前的兵书或兵家，但赵蕤将其分类综合，分别予以专题性阐述，既突出了每节的主题，又进一步深化了研讨内容，也使兵学理论更加条理化，便于后人更好地把握兵学理论要义。
一是反对墨守成规的权变思想。《长短经》考察了世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了“随时变通，不可执一”[126]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赵蕤继续深入研讨用兵规律，并结合战例分析，得出了“兵法变通，不可执一”[127]的结论。这其实是对孙子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孙子提出了“因敌而制胜”[128]思想，其要义就是因敌变化而用权取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129]。孙子强调要根据不同敌人的特点及其变化，灵活机动用兵，临机制敌，不墨守成规，多推陈出新，做到“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130]。孙子“因敌而制胜”思想蕴含了用兵的权变法则，在战场上要做到通权达变，因敌因情因势因天因地而制宜，采取当时最适宜的处置方式，这才有取胜的可能。与之相反，另有一些兵家不懂权变，在用兵过程中只知按照通常的兵法之道行事，一味固守常法，在对手和战场态势未发生变化时也就罢了，一旦生变，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赵蕤高度重视用兵的权变思想，在《时宜》《蛇势》《变通》等篇目反复阐述，从不同角度探讨“因敌变而变”的用兵指导思想，深刻说明了兵法变通者胜、用兵执一者败的道理。在《时宜》中，赵蕤列举了韩信背水列阵而取胜、刘邦在睢水列阵而大败的一正一反两个战例，指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计策之机也”[131]，强调在“事同而情异”的态势下，仍然僵化地套用兵法是会遭到失败的，只有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
二是注重战场心理的心战思想。《长短经》对心战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势略》《攻心》《利害》等篇目中，从不同角度研讨了心战思想，尤其注重探究将士的战场心理，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兵学主张。孙子最早提出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132]的心战思想。准确地说，这是将士置于死地这一特殊战场上的心理。孙子已经注意到了死地对将士会产生强烈的应激心理，引导得当，则会激发其异乎寻常的战斗力。但是，孙子并未就此展开阐述。赵蕤则在此基础上深入一步，对“陷之死地然后生”的适用范围、实现条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深化了该兵学观点的思想内涵。他指出：“夫处死地者，谓力均势敌，以死地取胜可也。若以至弱当至强，投弱兵于死地，自贻陷矣。故孙膑曰：‘兵恐不可救。’又《经》曰：‘大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是知死地之机，必用大众矣。”[133]赵蕤认为，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陷之死地然后生”才能获得成功。如果敌我实力悬殊，以弱兵投入死地去对抗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那就是自寻死路。由此可见，《长短经》既强调要充分合理地运用战场心理，特别要激发将士“死地”求生的心理，以此激发强大的斗志；同时又认为不能过于夸大心理因素的作用，在双方实力悬殊的态势下，任何战场心理作用都无济于事。应该说，这是对待战场心理的理性态度。《长短经》还对作战过程中的“气势”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孙子提出：“勇怯，势也；强弱，形也。”[134]认识到了将士的勇敢与怯懦并非天生，而是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尤其受到“势”的深刻影响，在战场上表现为气吞如虎、一往无前的气势。赵蕤列举曹操征讨吕布、谢石在淝水之战击败苻坚、项羽乌江自刎、田横拔剑自尽等事例，指出能否合理运用气势，关乎作战成败，“人气伤，虽有百万之众，无益于用也”[135]，强调凡是用兵者一定要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己方的气势。
三是知天知地，水火佐攻。《长短经》认识到作战行动深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影响，在《天时》《地形》《水火》等篇中探讨了如何利用天时、地形、水攻、火攻，以此辅助作战。虽然这些内容在《孙子兵法》中都已涉及，《长短经》阐述这些兵学观点时并没有太多新意，但能够将其独立成篇，按照“天时”“地形”“水火”三个专题集中论述，表明了作者对这三个兵学命题的高度关注，也便于后人更完整地理解兵学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其一，善用“天时”。赵蕤指出用兵作战要先观测气象，包括日、月、星辰、云气、风、雷、雨、雾、雪、霾等，针对不同的天气状况做出军事行动的安排。这里面自然有涉及占卜一类的内容，带有迷信色彩，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军事活动的真实反映，不必以此苛责古人。《长短经》主张将帅要以天象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若下轻其将，妖怪并作，众口相惑，当修德审令，缮砺锋甲，勤诚誓士，以避天怒”[136]，将帅的一系列自觉行动皆是为了避免上天的震怒。与此同时，赵蕤也充分强调“人事”的任用，甚至认为“任贤使能则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审则不筮而计成，封功赏劳则不祷而福从，共苦同甘则犯逆而功就”[137]。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做到重用贤能之士、军令严明、及时封赏、将士同甘共苦，那么不用卜筮、不用祈祷，身处逆境，也都能够获取成功、达成目的。这就完全摒除了唯心主义观点，具有鲜明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色彩。作者还提出在战场决战之际，要灵活运用“五助”，即“一曰助谋，二曰助势，三曰助怯，四曰助疑，五曰助地”[138]，认为成功的谋略、有利的战场态势、旺盛的士气、巧妙迷惑敌人、有利的地形条件，都是有助于夺取胜利的手段。这进一步表明了《长短经》的唯物主义立场。
其二，善用“地形”。《长短经》阐述地形的基本要领及其分类皆来源于《孙子兵法》，有所谓“六形”“九地”。孙子对“六形”“九地”做了深入的阐述。按照当代军事学术的定义，“六形”应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九地”应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139]孙子指出：“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140]随后对六种地形逐个论述，既对各地形作了简明扼要的阐释，又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处置原则。孙子所谓的战场环境主要是就“九地”而言，即“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141]。根据其阐述，大致可将战场环境分为三类：一是本国境内的战场环境，即散地；二是位于两国或多国之间的战场环境，包括争地、交地、衢地；三是敌国境内的战场环境，包括轻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赵蕤在完整继承孙子的地缘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兵种和武器的使用问题，指出有适于步兵作战之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石径、泾川、丘阜，草木所在”[142]；有适于车骑作战之地，“丘陵漫衍相属，平原广野”[143]；有适于弓弩作战之地，“平原相远，仰高临下”[144]；有适于长戟作战之地，“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145]；有适于矛
作战之地，“雚苇竹萧，草木蒙笼，枝叶茂接”[146]；有适于剑盾作战之地，“曲道相伏，险阨相薄”[147]，从而将地形与作战紧密联系起来了。深化对地形的认识，目的在于为作战服务，为指挥员排兵布阵、部署兵力与武器装备提供参考。赵蕤由此引出了最终的结论：“地形者，兵之助……用兵之道，地利为宝。”[148]
其三，善用“水火”。赵蕤引用孙子之语“以水佐攻者强，以火佐攻者明”作为《水火》篇的中心论点，分开阐述水攻之法、火攻之法，并列举了韩信、李陵、曹操、黄盖等将领成功运用水攻、火攻的战例予以佐证。需要注意的是，《长短经》在此详细探讨了一个反用兵法之道的水攻战例。韩信率军击齐，齐王田广与前来援救的楚将龙且合兵一处，共同抵抗韩信。韩信命令士卒用盛沙的布囊堵塞了潍水的上游，而后领兵半渡出击龙且，假装败退，引诱对方渡水追击自己。等到龙且渡水以后，韩信下令士卒将堵塞潍水的布囊移走，上游的水流奔腾而下，楚军将士还有一大半未能渡过潍水，韩信趁机率军发起攻击，杀死了龙且，获得了作战的胜利。这是所谓的“反半渡之势”。赵蕤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说，提出了自己在此兵学问题上的理解：“吾闻兵法：‘绝水必远水，令敌半渡而击之，利。’韩信半渡，军佯入害地，令龙且击之，然后决壅水。此所谓‘杂于利而务可神，杂于害而患可解’也，皆反兵而用兵法。”[149]这与韩信背水列阵、反用兵法如出一辙。因此，赵蕤得出结论：“故知水火之变可以制胜”[150]，在利用水、火辅助进攻时，一定要因势利导，善于灵活变化，这样才可以出奇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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