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的战争观深受先秦兵家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到《吴子》的深刻影响。《吴子》鲜明地提出了以“五兵”为核心的战争观，指出：“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123]在《吴子》所提出的“五兵”之中，“义兵”是正义战争，其余的都是非正义战争。赵蕤也提出了“五兵”说。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谓之应兵。应兵者胜。争恨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宝货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之大，矜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124]
在这五种战争之中，“义兵”“应兵”可划入正义战争，其余的属于非正义战争。两相比较，《吴子》的“五兵说”与《长短经》的“五兵说”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其中完全相同者是“义兵”，意思相似者是《吴子》的“强兵”与《长短经》的“应兵”、《吴子》的“刚兵”与《长短经》的“忿兵”、《吴子》的“暴兵”与《长短经》的“贪兵”，完全不同者是《吴子》的“逆兵”与《长短经》的“骄兵”。(www.xing528.com)
《长短经》在对前人兵学思想兼收并蓄之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兵学主张。“应兵”就是《长短经》提出的“义兵”之外的第二种正义战争，实质上指的是一国在遭到敌国入侵时，被迫组织起来的反侵略战争。在“五兵说”的基础上，赵蕤表明了其对待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基本态度：“圣人之用兵也，非好乐之，将以诛暴讨乱。夫以义而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萤火，临不测之渊而欲堕之，其克之必也。所以必优游恬泊者何？重伤人物。故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以德来，然后命将出师矣。”[125]他认为举义兵者胜，正义战争是为了“救乱诛暴”，因而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必定可以战胜不得民心的非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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