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的伐交思想：攻击突厥的战略

隋朝初立，面临北有突厥、南有陈朝并立的局面。如何运筹隋与突厥、陈朝的关系并进而为统一战争营造有利态势，是对隋朝统治者的巨大考验。当隋文帝确立“北战南和”“先北后南”的方略后，尽快消除突厥威胁便成为隋朝当务之急。当时，曾经出使突厥的长孙晟向隋文帝提出了颇有远见、切中要害的对策，帮助隋朝在不动声色之中成功地分化瓦解了突厥，使其力分而势孤，为最终制服突厥奠定了基础。

突厥是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曾长期附属于柔然^[11]，后于西魏废帝元年（552）推翻柔然贵族统治，建立突厥政权。突厥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常乘中原各政权争战不休之机，不断向南扩张和袭扰掠夺，致使“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12]。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即东突厥汗国与西突厥汗国。地处漠北的东突厥汗国首领号为可汗，妻号可贺敦。各级官吏都世代相袭，父兄死后由子弟继承。西突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突厥十姓部落，史载：“可汗分其国为十部，部以一人统之，人授一箭，号十设，亦曰十箭。……其下称一箭曰一部落，号十姓部落云。”^[13]至7世纪中叶，十姓部落已发展至“胜兵”（具备作战能力者）数十万人，其官制大致与东突厥相同。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即位后，开始进行拓地战争，首先把兵力指向西北边境，“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14]，武功达于极盛。

长孙晟早年曾护送北周千金公主与突厥和亲，在突厥停留了一年左右。在此期间，他广泛地接触突厥各部落，深入了解突厥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纠葛与利害冲突，熟知各可汗的性格以及为人处事的特点，尤其是掌握了其各自的致命弱点。正因深知突厥内情，长孙晟在所上奏议中提出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15]的伐交谋略，便显得极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既务实又高瞻远瞩，体现了孙子的伐交思想的精髓。孙子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6]，认为“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17]，强调“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18]，伐交的本旨在于陷敌于孤立的境地，直至迫使敌人屈服。长孙晟充分汲取了兵家、纵横家等流派的思想精华，提出了适宜的伐交谋略。

当然，“远交近攻”并非始自长孙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并被成功运用于实践。首次明确提出“远交近攻”策略者是战国时期的范雎。当时，范雎担任秦国的客卿，向秦昭王深刻分析了秦国所面临的天下大势，批评了其错误的战略行动。范雎指出，秦军越过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是一大失策，“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19]，建议秦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20]。范雎辅助秦王明确了统一天下的战略指导思想，扭转了错误的军事外交方针，冷静而务实地从地缘角度剖析列国利害关系，军事与政治手段兼施，由近及远，逐步蚕食邻国，在武力攻伐邻近之国时，通过外交手段结交盟国，为武力推行统一战争营造有利态势。“远交而近攻”的军事外交策略为秦国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孙晟亦是着眼于隋朝统一大业并针对突厥可汗的内部矛盾而提出了伐交谋略，坚持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先离间突厥各可汗关系，使其互相争斗不已，在逐渐削弱其力量的基础上，再相机一举扫平，彻底解除北疆威胁。他主张隋朝应采取适宜的举措才能收到实效，否则得不偿失，甚至还会反受其累，认为制服突厥“难以力征，易可离间”^[21]，提出了自己的通盘考虑。(www.xing528.com)

今诸夏虽安，戎虏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相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有以攘之。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势弱，曲取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乘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22]

长孙晟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突厥各可汗之间的真实状况，指出突厥内部的摄图、玷厥、处罗侯、阿波四位可汗表面上团结友好，实际上各怀猜忌，相互防备。摄图被立为突厥大可汗，称为沙钵略可汗，地位高于其他可汗，但并没有建立巩固的政权；摄图之叔玷厥称为达头可汗，势力强大，却受制于摄图，地位处于摄图之下，心怀不满；摄图之弟处罗侯称为突利可汗，虽然势力不强，但为人诡计多端，善于收揽人心，因深受百姓喜爱而遭到摄图的猜忌，于是内心惶恐不安；摄图从兄弟大逻便称为阿波可汗，力量弱小，奉行灵活的策略，惯于见风使舵，往往依附强者。在做了这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后，长孙晟将深思熟虑的谋略和盘托出：“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23]由此使其内部相互猜嫌，腹心离阻，而后再等待时机，乘隙出击，就必定可以扫灭突厥。

隋文帝立即采纳了长孙晟的建议，随后派遣太仆元晖经伊吾（治今新疆哈密市伊州区）出使突厥玷厥，“赐以狼头纛，谬为钦敬，礼数甚优”^[24]；玷厥使者到隋时，隋有意将其引居摄图使者之上，以此挑拨双方关系，“反间既行，果相猜贰”^[25]。隋文帝又派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携带大量钱财赏赐奚、霫、契丹等部，“遣为向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26]，对处罗侯说以利害，诱之附隋。事情的发展正如长孙晟所料，突厥内部互相猜疑，矛盾激化，互相攻伐不已，很快衰落下去。开皇三年（583），突厥分裂，实力大削。同年四月，隋文帝颁布《伐突厥诏》，深刻总结了周、齐两朝对突厥采取“倾府库之财”“资而为贼”之策的教训，申明要改变策略，对突厥实施战略反击。隋军分兵八路，大败突厥，最终迫使摄图可汗上书表示永为臣附。此后，文帝又立突利为启民可汗，将宗室女嫁给其为妻，并在朔州筑大利城，屯兵防御达头。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隋廷采用“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以较小的代价和适度的反击，基本实现了对突厥势力的分化和控制，解除了来自突厥的安全威胁。

长孙晟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灵活结合隋初突厥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离强合弱”的伐交策略，以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为核心，充分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对其采取多方离间、分化瓦解的手段，使各可汗之间互相猜忌、自相残杀，不断削弱其力量。等到突厥势力衰弱、元气大伤之际，隋文帝趁机给以坚决有力的军事打击，一举击垮突厥，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堪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实施伐交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