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取陈之策的兵学思想

隋朝虽然存世不长，却涌现出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文臣武将。在这些熠熠生辉的群星之中，高颎无疑是最闪亮者。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满腹韬略的军事家。若深入探究其军事业绩及用兵特点，更准确地说，高颎应被称为军事谋略家。《隋书》评论他“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2]是比较公允的。高颎通晓兵事并非在位高权重之后，早在北周时，担任左大丞相的杨坚就已经“素知颎强明，又习兵事，多计略”^[3]。由此可见，高颎在显达之前就以过人的军事才华而名重一时，进而被杨坚瞩目，并任其为相府司录。从此，高颎成为杨坚心腹，深受重用，在隋朝巩固政权、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充分施展了自身的军事才干，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隋灭陈之前，自西晋灭亡以后呈现的南北对峙局面已经维持了二百余年。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民族矛盾逐渐缓和，饱受战乱之苦的民众渴望结束战争，恢复统一的局面，享受和平稳定的生活。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国力蒸蒸日上，国家面貌焕然一新。在此历史背景下，隋文帝顺时而为，着手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尽管隋朝国力、军力远胜于陈朝，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但是杨坚依然秉持慎战的态度。他广泛地征询群臣意见，集思广益，以便形成一个会聚众人之智的最优化的统一方略。深受隋文帝赏识的高颎早在杨坚初定统一战略蓝图之时，便呈献了深思熟虑的“取陈之策”：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4]

文韬武略的高颎筹划和指导统一战争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善于从全局谋划，充分考虑经济、心理等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克服了纯军事观点的局限性，能够以宽广的战略视野思考如何推进统一大业，收到了用功小而收效大的效果。

高颎所献“取陈之策”，着重从摧毁对手的作战能力、战争潜力、作战意志和弱化其战备观念入手，全面削弱陈朝军队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破坏软实力和硬实力双管齐下，为最终采取军事行动一举灭陈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兵学角度而言，“取陈之策”体现了孙子“谋攻”思想的要义，不求百战百胜，但求先弱敌而后取之，也就是孙子所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5]。联系兵学史上的相关论述与事例，高颎“取陈之策”更深刻地体现了“多方以误之”的兵学思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指出：“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6]《问对》所提及的“多方以误之”，是对历史上成功的用兵法则的高度概括，其核心思想就是诡道用兵，先谋后战，以高超的谋略误导对手，获取最佳的战争效益。(www.xing528.com)

早在先秦时期，“多方以误之”就已经被运用于战争实践。春秋后期，晋悼公在三驾之役中深刻洞察了楚国的战略意图，成功实施了三分四军、轮番击楚疲楚的战争指导思想，通过轮流派军攻伐郑国，以此引诱、调动楚军，最终达到了疲惫楚军的目的。^[7]这一疲敌思想对后世兵家产生了较大影响，伍子胥深受启发并对该思想做了创造性运用。自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远离中原争战之扰的吴国迅速崛起，后与西邻楚国产生尖锐矛盾。晋国出于争霸中原的考虑，定下联吴制楚之策，主动与吴国结盟，从军事上挟持吴国，怂恿其相机从侧后打击楚国。此后数十年间，吴楚之间争战不已。吴王阖闾即位以后，垂询伍子胥关于伐楚的意见。伍子胥深入分析了楚国的态势，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楚执政众而乖，莫適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8]吴王采纳了伍子胥所提出的“轮番袭扰以误敌”的破楚之策，“多方以误之”遂成为吴国伐楚的战略指导思想，其核心要义在于派遣吴军轮番袭扰各路楚军，使楚军疲于奔命，应接不暇，在反复袭扰过程中消磨楚军斗志，并造成其错觉，使其放松警惕。该策略在实施数年后收到了奇效，使得楚军疲于奔命，逐渐丧失斗志。显然，高颎的“取陈之策”与伍子胥的“多方以误之”之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颎所献“取陈之策”，亦是着眼于削弱陈国的国力、军力，打击陈军的士气，涣散其军心，从而为下一阶段的灭陈统一战争奠定基础。在实施策略过程中，高颎主张不以歼敌和攻城为目的，而以袭扰疲敌为指针；不与对手发生正面激烈冲突，而是虚晃一枪，多方调动对手，使其深陷疲惫状态。具体而言，“取陈之策”的内容要点如下：首先是“废其农时”^[9]，破坏陈朝的农业生产。高颎建议趁敌国收获之际，我方调集少量兵力虚张声势，有意对外散布偷袭对方的消息，迫使其不得不抽调军队全面防守，以防备我方袭击。这样就会打断其正常的农业生产，长此下去就会使其粮食欠收，经济凋敝。其次是佯动误敌，隐真示假，欺骗对手。利用常人见多不怪的心理，再三重复同一件事情，即“彼既聚兵，我便解甲”^[10]，以此令其放松警惕，逐渐解除戒备。高颎此举意在为之后隋军发起突袭行动创造条件。最后是焚毁其储积，耗尽其财力。高颎熟知陈朝内情，根据江南不同于北方的储藏物资方式，抓住“舍多竹茅”和“所有储积，皆非地窖”的致命弱点，建议采取火攻之法烧毁其军需给养。他提出的上述三条举措分别着眼于破坏对手粮食生产、解除其战备心理、耗尽其财力，强调通盘运筹和综合实施，体现了深远的战略目光和高超的系统思维。杨坚完全采纳其策并付诸实践，促使陈朝在数年间便呈现出经济困乏、江防虚弱、士气衰落的景象。开皇八年（588），隋朝在大好形势之下，分兵七路，势如破竹，顺利灭陈。隋朝之所以能够很快就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高颎功不可没。

首创于先秦时期并为高颎沿用的“多方以误之”的兵学思想，立足于深入研判战略态势的基础之上，从有效袭扰敌国入手，以麻痹对手、使其将士懈怠为落脚点，最终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态势。若从作战手段来探讨这一思想，成功之处就在于将袭扰战与心战巧妙地统一起来，通过一系列的袭扰战，达成了误敌的心战目的，也就是促使对方指挥员对己方战略意图、作战方针以及军事行动产生误判，并由此做出错误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