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对》含有丰富的心战思想，第一次同时提出了“攻心”与“守气”的命题，并揭示了其内在联系，初步构建了攻心与守气的心战体系，进一步发展了孙子提出的“夺气之法”，提出了“用众在乎心一”[92]的心战思想，强调指挥军队作战的关键在于统一意志，而统一意志的关键又在于破除迷信，消除将士尤其是统帅的疑虑。
（一）“攻其心，守吾气”，坚持攻心与守气的统一
中国古代心战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攻心”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通典》载齐国军师孙膑向齐威王献策：“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93]史载马谡向诸葛亮提出建议：“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94]“守气”一词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杨伯峻注：“守气谓保守身体之气。”后来兵家将其借用到心战领域，孙子提出了“治气”“治心”的兵学术语，孙膑主张“激气”“利气”“厉气”“延气”，后世兵家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将攻心与守气作为一个完整的心战体系予以深入考察、系统阐述者却是《问对》。
《问对》主张“攻其心”与“守吾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问对》敏锐地注意到心战的攻防关系，强调一方面要攻心，另一方面要守气，在心战中做到攻心与守气紧密结合，攻守兼备。《问对》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95]，指出进攻不仅仅是攻占敌人的城池与军阵，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方法；防守不只是巩固阵营壁垒的防御，还必须保持旺盛的士气以待机破敌。《问对》在此明确指出了攻心与守气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心战体系，强调了在作战过程中必须坚持二者的统一，极大地发展了前人的心战思想。
《问对》揭示了攻心守气与知彼知己的内在联系，即攻其心者为知彼，守吾气者为知己。《问对》认为“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96]，明确了攻心与守气的本质；随后又就如何知彼与知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97]，认为作战前要先分析敌人的作战企图与我方的作战意图谁更审慎周密，然后敌人作战企图是否高明就可以知道了；察明敌人的士气与我军的士气谁更旺盛，然后我方能不能夺取胜利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知彼知己是兵家必须掌握的重要原则。这是《问对》在心战思想方面对孙子提出的“知彼知己”观点的创造性发挥与阐释。不论其合理与否，毕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人兵学观点的重新认识与补充，自成一家之言。
《问对》在继承孙子思想的基础上，极大地充实、丰富了“夺气之法”的内涵。《问对》充分肯定了《孙子》提出的“三军夺气之法”，并对其进一步阐述，指出“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98]，认为“朝气锐”并不是专指一日之中某个特定的时间，而是以一天的开始和结束作比喻。已经经过前后三鼓的激战，而敌人的士气仍然是不衰不竭，又怎能一定会使敌人懈怠思归呢？《问对》强调将领必须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施用兵法，切不可拘泥于书本，徒诵空文而已。只有领悟兵法所蕴含的道理，领兵作战方能战胜攻取。(www.xing528.com)
（二）“用众在乎心一”的心战思想
中国古代兵家与政治家历来十分重视将士同心的重要性，深刻意识到重视己方内部团结、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对于赢得战争胜利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孙子认为“上下同欲者胜”[99]，指出只有将帅与士兵的目标一致，才能形成万众一心、奋勇杀敌的高昂士气。他还认为，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是“道”，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100]，即要做到举国上下意志统一。《司马法》指出“凡胜，三军一人，胜”[101]，认为只有做到三军上下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才能获取战争的胜利。《吕氏春秋》指出“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于天下也，亦无敌矣”[102]，认为如果全军将士的思想和意志能够做到高度统一，那么贯彻执行军令就会所向无敌，其军队也会在天下所向无敌。《淮南子》指出“群臣亲附，百姓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诸侯服其威，而四方怀其德，修政庙堂之上而折冲千里之外，拱揖指
而天下响应，此用兵之上也”[103]，强调君臣同心协力，上下一心对于治国理军极其重要。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问对》提出“用众在乎心一”[104]，认为用兵作战的关键在于将士意志统一，强调全军上下只有同心同德，内部团结，军心稳定，方能同仇敌忾，英勇杀敌。
（三）“禁祥去疑”，破除迷信
“禁祥去疑”一语出自《孙子兵法·九地篇》，意思是指在军中严禁妖祥之言，废除迷信活动，消除将士疑虑。在中国历史上，迷信心理与军事斗争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传说中的黄帝、蚩尤时期到陈胜、吴广起义，再到绿林、赤眉起义，以及近代的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将迷信心理运用于军事的战例不胜枚举。必须指出的是，将帅利用迷信手段激发士气、鼓舞斗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并非制胜的长久之术，一旦掌控不当，反而会造成军队混乱、人心离散。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兵家强调要做到禁妖祥而稳定军心。孙子指出“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105]，梅尧臣注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则军必不乱，死而后已。”[106]《司马法·定爵》指出军中必须“灭厉祥”，也就是要消灭妖魔鬼怪之类妖言。《六韬》强调：“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107]《黄石公三略》明确规定：“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108]《问对》继承了前人反对迷信巫术的思想，指出“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109]，认为上下同心、三军同力的关键在于“禁祥去疑”，禁止迷信，反对阴阳，消除主将疑虑，防止军心动摇，不给敌人乘虚而入的机会。《问对》还对将领提出了忠告，指出“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诫之”[110]，认为今后如有将领拘泥于阴阳术数而贻误战机的，应再三劝诫他们。
总之，《问对》继承并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兵学思想，深入探讨了古代军制、阵法及其演练、军事训练、兵学源流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对《孙子》提出的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兵学范畴，以及夺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称得上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自问世以来，《问对》备受世人重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该书作为武学科举教材被收入《武经七书》之中。毋庸置疑，《问对》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丝毫不影响其独有的兵学理论价值和学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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