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通史：奇正虚实攻守主客兵学思想

奇正、虚实、攻守、主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学范畴。《老子》最早提出“奇正”一词，之后孙子在兵学领域提出了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等几对重要的兵学范畴，构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兵学体系。《问对》在继承前人兵学思想的基础上，对以上兵学范畴做了新的诠释，对奇正思想做了总结，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奇与正、虚与实、攻与守、主与客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孙子》关于奇正、虚实、攻守、主客的思想，体现了值得称道的创新精神。

（一）奇正的兵学思想

奇正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古代兵学术语。《问对》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奇正问题，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做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对奇正的兵学思想做了一次极其深刻而系统的全面总结。奇正一词始自《老子》，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15]，意指治国用正道，打仗用诡道。此后，古人将合于法度或者常理的人和事称为“正”，变幻莫测的东西称为“奇”。

《孙子兵法》首次把奇正这个概念引入兵学，将其作为兵学术语进行系统阐发，明确指出：“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16]孙子在兵学领域深刻阐释了“奇正”概念，奠定了奇正兵学思想的基础。后世兵家和兵学家对奇正又做了更深入的探讨，指出“刑（形）以应刑（形），正也；无刑（形）而裚（制）刑（形），奇也”^[17]，用常规战法对付常规战法为正，用变通战法对付常规战法为奇。《尉缭子》主张“正兵贵先，奇兵贵后”^[18]。曹操注《孙子》提出“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19]，认为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这些都是从某一角度对奇正的理解和阐述。

《问对》从解说《握奇文》入手，深入探讨了奇正的起源问题。《握奇文》是一部古代兵书，传说是黄帝臣风后所撰，后人将汉代公孙弘的解释、晋马隆的述赞与《握奇文》合刻，通称《握奇经》。唐李二人首先谈到的是“奇”和“机”的异同。李靖认为，“奇”的读音为“机”，所以人们也将“奇”流传为“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李靖看到的《握奇文》说：“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比较当时的《握奇文》版本，传世本多了几个字，即在“四为正”之前还有“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李靖认为这是古代兵家的玄虚诡诈之道，“诡设物象”，令“传之者误也”。李靖指出，“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20]，认为奇正起源于古代方阵本身的队形变换，是在五军阵向八阵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李靖对以上结论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21]大意是说，五军阵摆出的阵形像“井”字，居中为将领指挥位置及由其控制的机动部队（即余奇之兵）所在地。前、后、左、右四个正面为战斗部队位置，称为“阵地”或“实地”，拱卫中军；“阵地”或“实地”的间隙地带称为“闲地”或“虚地”。位于“实地”的兵力为正兵，位于“虚地”的兵力为奇兵。正兵可在中军将领指挥下，按兵力使用或战术变换的需要向四块“虚地”机动成为“奇兵”。这就是所谓“数起于五”“终于八也”。

综观《问对》关于“奇正”的阐述，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其内涵：首先是从政略的角度看，《问对》指出，“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22]。就是说，对敌人进行政治声讨是“正”，进行军事打击是“奇”；吊民伐罪的正义战争是“正”，战场上运用权谋计策破敌是“奇”；“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23]，执行君主战略意图之兵为正，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之兵为奇。其次是从战法的角度看，常规作战为正，特殊作战为奇。《问对》指出，“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24]，用兵打仗通常以前进攻击为正兵，以向后退却为奇兵；与敌人从正面交战，主导战争全局的部队为正兵，采取迂回包抄策略，从侧面出击夺取战争胜利的部队是奇兵。《问对》主张远距离的战略作战要用“正兵”，并列举了诸葛亮三路大军进攻南中，对孟获“七擒七纵”，取得稳定的战略后方的战例；列举了西晋马隆稳扎稳打、长驱推进，平定凉州的战例。至于特殊作战则要用奇兵作战，列举了李靖平突厥之战采用奇兵制胜的战例。再次是从作战指挥的角度看，一般而言，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兵，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兵。《问对》认为，按照《曹公新书》的说法，“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25]，如果五倍兵力于敌，可以用三成兵力做正兵，两成兵力做奇兵，这当然只是大概的说法。最后是从作战兵力运用的角度看，《问对》认为“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26]，主力同敌人交战就是正兵，将帅使用机动部队出击就是奇兵。《问对》指出“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27]，兵力分散使用时就以集中为奇，兵力集中使用时就以分散为奇。当代学者许保林从兵力部署和战法运用方面概括了“奇正”的内涵：“在兵力部署上，担任警戒、守备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的主力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作战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方法作战为奇，等等。但这只是指一般的原则，而不是刻板的规定。”^[28]这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奇正”的丰富内涵。

奇正兵学思想的精髓是“奇正之变”，即根据具体情况而随机应变。早在先秦时期，孙子已经论述到了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问对》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奇正素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两个方面是十分错误的，是不懂得“奇正相变，循环无穷”的道理。因此，对将领而言，“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29]。仅有奇或仅有正都有偏颇，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称得上是辅佐国家的良将。《问对》关于奇正的这一观点超越了前人的认识，不再拘泥于作战过程中对奇正的识辨以及对奇正孰先孰后的把握，而把奇正作为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待，在同归于胜这一点上获得统一。《问对》指出“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30]，认为奇正既是不可分割的，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作战中到底是用正还是用奇，完全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而定。《问对》在此切中奇正运用上的通病，点出了奇正理论的精髓，把精通“奇正相变”之术提到相当的高度。

《问对》在阐述运用奇正相变的问题时，强调在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于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当合则合，当散则散，同时还要及时把握战机，适时实行奇正转变。《问对》以霍邑之战等为例证，对奇正的变化做了具体的说明。李建成战斗不利，坠马，阵势稍微退却，宋老生趁机挥军进逼，暴露了自己的侧翼。李世民抓住这个战机，及时率精锐骑兵连续突击宋老生阵后。李建成见状，回军厮杀，把宋老生杀个大败。扭转霍邑之战态势的关键在于李世民的骑兵突击，以奇为正，而李建成回军厮杀则是以正为奇，由此实现了“奇正相变”。

在此基础上，《问对》提出了“正亦胜，奇亦胜”的思想，极大地发展了《孙子兵法》关于“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问对》指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31]，认为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是正，无处不是奇。奇正的运用，将帅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慧心独用，只要运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胜，用奇兵也能胜。也就是说，《问对》认为获取战争的胜利不局限于“以奇胜”，而是奇正皆可胜，创新了孙子主张的“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问对》还指出，运用奇正不能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必须在具体作战中审时度势，细微观察，灵活变通，并且强调“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32]，认为“奇正相变”的主导因素是人，善于统兵作战的将领能够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运用奇正之术，临机处置，克敌制胜。

由上可知，《问对》总结出的“奇正相变”的用兵法则，既是在继承前人思想基础上的对奇正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建立在考察大量战例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论断。

在深入探讨奇正兵学思想的过程中，务必正确把握奇正与示形、奇正与分合的辩证关系。

“示形”一词最早出自《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学术语。所谓“示形”，就是将真实的企图和行动隐蔽起来，示敌以假象，最终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孙子指出“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33]，达成“形人而我无形”^[34]的终极目标。其后，不少兵家对“示形”有所阐发。《六韬》认为“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35]，若想求得事半功倍之效，就应先示弱于敌误导对手，然后再去进攻。《管子》认为“无象胜之本”^[36]，指出行动不露形迹是获胜之根本。《淮南子》指出“兵贵谋之不测也，形之隐匿也，出于不意，不可以设备也。谋见则穷，形见则制。故善用兵者，上隐之天，下隐之地，中隐之人。隐之天者，无不制也”^[37]，认为隐蔽企图是作战重要法则，一旦暴露部署就将为敌所制。

在继承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学家的“示形”思想的基础上，《问对》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明确指出“示形”的最高境界是“形人而我无形”。《问对》认为“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38]，深入探讨了“形人”“无形”与奇正的辩证关系。李世民引用孙子原话进行阐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39]。因此，李靖认为“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40]。二是首次揭示了示形与奇正的内在联系。《问对》指出“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41]，认为示形是用奇兵而不是用正兵迷惑敌人，而战胜敌人的是我的正兵而不是奇兵。也就是说，把奇兵变正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而我却以正兵打击它；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问对》认为，奇兵和正兵相互变化、交替运用就是示形胜敌的实质，并举例指出，蕃汉易服就是利用“示形”达成“奇正相变”“出奇击之”的一种手段，更多的示形方法则不可胜计。三是指出“使敌从之”是示形得以成功的关键。《问对》认为，示形之成功在于能否做到“先形之，使敌从之”，诱使敌人落入圈套才能掌握主动，夺取胜利。

此外，奇正与分合的辩证关系也同样值得关注。“分合”是指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使用，孙子称之为专分。孙子指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42]，意为通过示形诱使敌人暴露真相，而自己则不露形迹，这样我就可以集中兵力而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在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我集中于一处而敌人分散在十处，那么我就具备了以十攻其一的优势。善用兵者应做到使我常专，使敌常分。《问对》全面地把握了分合的辩证关系，并把变化奇正与兵力的分合结合起来阐述，表明“奇正相变”的运用在于分合的适宜。大到战略上的兵力使用，小到战术上的阵法及其变化，都得讲究分合适宜。《问对》认为，兵力使用上既不能过分分散，也不能绝对集中，要“有分有聚，各贵适宜”。《问对》强调“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43]，兵力分散的时候，就以兵力集中为奇；兵力集中的时候，就以分散为奇。善战者应做到把分合和奇正相变的道理与战法融会贯通，当分则分，当合则合，灵活运用，并列举“淝水之战”与“吴汉讨公孙述之战”两个战例进行论证。《问对》指出苻坚败于淝水在于兵力过分集中，“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44]，有正而无奇，“分不分，为縻军”^[45]，当分未分成为縻军，进退两难，最终战败；指出后者则是用兵分合适宜的成功战例，认为吴汉能够依据战场情况变化奇正，合理分配兵力，“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46]，当分则分，当合则合，分合适宜，最终获胜。《问对》深入探讨了奇正相变与兵力分合的关系，并结合战例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www.xing528.com)

通观李世民、李靖的军事实践，可谓把奇正变化运用得出神入化。元代史家胡三省曾评价道：“太宗之定天下，多以出奇取胜。”^[47]南宋学者陈亮感叹道：“昔者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问何以讨高句丽，则欲用正兵，此其意晓然可见矣。颉利之敌，脆敌也，奇兵以临之，使之不及拒。苏文之敌，坚敌也，正兵以临之，则彼无所用其能矣。”^[48]

（二）虚实的兵学思想

虚实是中国古代兵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中国古代兵学术语。虚实一词始见于《孙子兵法》：“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49]《吴子》指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50]。唐太宗对孙子的“虚实”之论大加赞赏：“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51]足见这一思想的重要。所谓虚实，一般是指兵力的坚实与薄弱。若从其广义来理解，被动、弱小、混乱、饥饿、疲敝、胆怯、无备等为虚，而主动、强大、严整、饱食、精锐、勇敢、有备等为实。

《问对》认为虚实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由于措置失当等原因，占据强大优势地位的一方可以逐步转化为劣势地位。原来处于虚弱地位的一方如果能充分准备，乘敌之隙，打敌虚弱，也能转化为优势地位。李靖敏锐地发现了奇正与虚实的内在联系，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52]，认为奇正相变是实现虚实转化的有效途径。运用奇正相变之法致敌虚实须把握以下三个要点：首先是运用奇正察敌虚实。唐太宗引用《孙子》原话并加以阐发：“‘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53]李靖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是我方的奇正运用，而“得失之计”“动静之理”“死生之地”“有余不足之处”是敌人的虚实强弱。其次是运用奇正转化虚实。虚实的态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孙子》提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54]“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55]，认为通过主观能动作用，可以转化原有的态势。当战争形势不利于我方时，就应当运用奇正手段逐步转化原有的虚实态势，变我虚敌实为我实敌虚。《问对》主张“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强调通过奇正相变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最后是奇正相变致敌虚实。《问对》指出“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56]，主张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军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掌握主动，攻虚击弱，战而胜之。

（三）攻守、主客的兵学思想

攻守是中国古代兵学术语。一般地说，攻是积极主动的战法，守是消极被动的战法。《孙子》最早提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57]的兵法原则，认为不被敌人战胜在于严密防守，而战胜敌人在于正确进攻。曹操在给《孙子》作注时，把“守则不足，攻则有余”这一思想解释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58]。这主要是从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余”来说明攻和守的。《问对》认为：“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59]《问对》对《孙子》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是否具备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指的是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这一富有新意的阐释揭示了攻守与“敌未可胜”“敌可胜”的关系，指出攻守与否并不取决于己方力量的强弱，而取决于战胜敌人的条件是否充足。也就是说，当“敌未可胜”时，即使我力量有余，也不应盲目进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敌可胜”，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进攻而不应防守。

《问对》提出了“攻守一法”“同归乎胜”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强调攻守一法，攻守是存在于战争统一体中的对应行动。《问对》认为“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60]，指出敌我双方总是分为攻守两个方面，往往是一方处于守势，另一方处于攻势。这一方如果正确地运用攻防原则，另一方就会失败。此外，攻守一法还指攻与守是克敌制胜方法的统一，两者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如果“攻不知守，守不知攻”，是不能夺取战争胜利的。二是攻守相互转换，交替使用。《问对》认为，攻守的运用是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做出的抉择，“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61]，认为进攻是防御的转机，防御是进攻的手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换，交替使用。在战争中，敌对双方总是交替运用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手段，具体采用何种手段必须根据敌情、己情等具体条件而定。三是总结了攻守之法的要领。《问对》认为“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62]。也就是说，防守的要领在于显示我方力量不足的假象以蒙蔽敌人，进攻的要领在于显示我方有余的军威力量以威慑敌人。采用这一策略的原因在于：佯装兵力不足，敌人一定来进攻，使得敌人不知其不当进攻；显示兵力有余，敌人一定会防守，使得敌人不知其不当防守。

《问对》还提出了“变易主客”的兵学思想。在探讨“变易主客”思想之前，先要明确“主客”与“攻守”的关系问题。“主客”是指军队所处的地位，“攻守”则是指作战的基本形式，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军队所处的“主客”地位正是由所采取的攻守形式来区分的，二者又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变易主客”的兵学思想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一是“兵贵为主，不贵为客”的思想。“主客”是中国古代兵学术语，最早见于《孙子兵法·九地篇》：“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此处的“主”是指在本土作战的军队，“客”是指进入敌境作战的军队。《孙子》认为作战中主客双方有各自的优势：一般地说，主方有以逸待劳之利，客方有深入敌境全力拼死作战的优势，指导作战要善于把握这些特点，以便因势利导，发挥优势而夺取胜利。根据中国古代兵家对主客内涵的阐释可知，“主”一般指在战争中处于主动、进攻、有利地位的一方，“客”一般指在战争中处于被动、防御、不利态势的一方。当代学者邱心田概括道：“一般说来，我为主，敌为客；防御者为主，进攻者为客；实为主，虚为客；逸为主，劳为客；饱为主，饥为客；险为主，易为客；专为主，分为客；静为主，动为客；等等。”^[63]《问对》在继承前人的“主客”思想的基础上，主张用兵作战要争取主动地位、有利态势，摆脱被动地位、不利态势，最终得出了“兵贵为主，不贵为客”的正确结论。

二是“变易主客”之术。战争双方互为主客体，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战争一方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优势，掌握战争主动权，则可由客转化为主，反之则可由主转化为客。《问对》指出“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64]，比如深入敌境作战的客军，有运输线长、补给困难等诸多不利因素，应当尽力摆脱“客”军的不利地位，逐步转变为“主”军的有利地位。为了变被动为主动，《问对》提出了具体的“变易主客”之术，认为“‘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65]，主张采取“因粮于敌”或“饱能饥之，佚能劳之”等战法，以使主客之势发生根本性变化。《问对》列举吴越笠泽之战和石勒破姬澹之战两个战例予以佐证。在吴越笠泽之战中，越军为客，但在作战中充分地调动了吴军，取得了有利的态势，完成了变客为主的转变，最终获胜。在石勒破姬澹之战中，姬澹率军远道而来，石勒派孔苌为前锋迎击。孔苌佯装退却，引诱姬澹来追。石勒变劳为逸，以伏兵夹击澹军，大获全胜。

三是“兵不拘主客”的思想。《问对》指出“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66]，认为用兵作战不在于在战场上处于何种地位，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并转化主客地位，夺取战争主动权。主客无定势，将帅指挥得法，可以反客为主，指挥不当也可以失主为客。因此，“兵不拘主客迟速”，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因利制权，抓住作战指挥的关键环节，扼住敌人要害，使自己的行动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