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通史》隋唐五代卷作者及成书探讨

在探讨《问对》的作者及成书年代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该书正式颁行的历史背景。北宋建朝以来，开国君主宋太祖汲取晚唐以来的教训，提倡重文轻武，崇文抑武，采取了削弱将帅兵权的措施，从而把兵权完全集中在自己一人手中。北宋统治者强调“将从中御”，将统兵权、调兵权、指挥权分散，以此保证中央绝对掌控军队。但由于临时任命将领指挥作战，同时过分强调“将从中御”，完全剥夺了将领的机断指挥权，由此导致宋朝军队出现将不知兵、兵不知战的状况，宋军战斗力每况愈下，在与辽军、西夏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败，边患丛生。为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宋朝统治者开始对军事给予重视，着手组织人员研究和总结兵法理论，以振军势，提高军队战斗力。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宋仁宗时期开始建立武学、设武举。到宋神宗时，武学和武举制进一步确立。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军事教育体制，并为明清两朝所继承，不断得到健全、完善。为了适应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诏命枢密院和国子监编选校定一套武学教材。受命负责承办此事的枢密院检详官王震、国子监司业朱服和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一批人，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从当时流传的347部、1956卷各种兵书中反复筛选，最后确定了《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问对》这七部兵书为武学经典，统称《武经七书》，作为选考武举和教学统一教材。由此可知，《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学教科书。《问对》最早就是以《武经七书》之一的形式行世的。

自《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关于该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就成了世人争论的焦点。历代学者就此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该书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目前可见的主要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相传为唐初军事家李靖所著。不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仅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并没有《问对》。《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李靖兵书多种，包括《阴符机》一卷、《韬钤秘术》一卷、《韬钤总要》一卷、《弓诀》一卷、《六军镜》三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钤新书》一卷，都没有提到《问对》。这些兵书后来大多都散佚，到宋神宗时已经没有完整的全书了。至于清代汪宗沂所辑录的《卫公兵法辑本》一书，仅仅是从《通典》《十一家注孙子》等书中辑录的仅存的《李靖兵法》部分内容，与单独而完整的《问对》一书没有太大联系。

二是北宋陈师道等人认为是宋人阮逸伪托之作。陈师道最早提出这一观点，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阮逸的伪托之作。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指出：“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苏洵），而子瞻（苏轼）言之。”^[1]由此可见，陈师道关于阮逸草撰《问对》的观点源自苏轼所言，得之于传闻。何薳的《春渚纪闻》、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均持此观点。当代学者吴如嵩、王显臣先生对阮逸伪托之说做了有力的驳斥。陈师道与何薳都说明是苏洵见过阮逸的伪作草稿，而由苏轼把这一情况透露给陈师道的。吴如嵩、王显臣为此查阅了朱服、阮逸、苏洵、何去非、苏轼等人的有关资料和著作，均没有发现证明伪作的文字记载。更为重要的是，从《春渚纪闻》所载阮逸伪作的时间来看，要比《武经七书》的正式颁行晚十年左右的时间。

三是元代马端临指出是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震等人校正之作。熙宁初年，宋神宗看到当时流传下来的《李靖兵法》存在许多错讹之处，其中涉及的许多称谓与当时很不一样，大多数将佐都不能完全通晓这部兵书的深刻内涵，非常不便于在部队中普及推广。鉴于这种情形，宋神宗诏令枢密院兵房检详官与检正中书刑房王震提举修撰，王白、郭逢原等人校正《李靖兵法》。到了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再次诏命枢密院检详官王震和国子监司业朱服及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2]。先是王震等人受命提举修撰、校正、分类解释《李靖兵法》；在数年之后，王震等人又受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也就是后来行之于世的《武经七书》。目前尚未出现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王震等人先前所校正的《李靖兵法》就是后来校定的《武经七书》中的《李靖问对》。宋神宗的两次诏令只能说明王震等人先后两次受领不同的任务，其间是否存有某种内在联系，尚待进一步考证。(www.xing528.com)

四是当代学者于汝波认为是宋朝官方组织人力集体“提举修撰”之作，但同时也提出了《问对》的初始作者问题。他指出，《问对》是由宋神宗下诏、官方组织人力集体“提举修撰”散见的《李靖兵法》而成的一部反映唐太宗与李靖军事思想的兵书，大约问世于熙宁后期，经王震、朱服等人修撰校正，于元丰三年正式颁行。但在此之前，是否在民间有了更早成书的另一版本的《问对》？针对这种可能性，于汝波指出：“《问对》有无更早的初始作者，初始作者为谁，有待进一步考证。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唐末宋初好事者，搜集唐太宗和李靖有关的事迹、谈话资料、传闻等整理编撰而成。书成后未显于世，后来流入阮逸家中，阮逸对之进行修补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神宗下诏修撰《李靖兵法》时，阮逸或其后人遂从家中献出。”^[3]这部由阮逸家献出的兵书和其他杂见的《李靖兵法》经王震等人“提举修撰”并校订后，最后作为武学教科书由朝廷颁行于世。

五是胡应麟和当代学者黄朴民等人推断是唐末无名氏所作。胡应麟认为该书既非李靖所著，亦非阮逸伪托，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编写而成。黄朴民认同此观点，但对胡应麟所提出的“其词旨浅陋猥俗”的论据不以为然，指出该书“当是无名氏所作，其成书年代大致应在唐代晚期以至五代时期。当时战乱频仍，有识之士有感于此，于是潜心于探讨军事学术问题，以期满足于战争实践的需要”^[4]，最终成书。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根据“兵法七书”已收录《问对》的固有情况，仍将《问对》收入《武经七书》之中，列为将校必读的武学经典之一。

六是当代学者吴如嵩、王显臣认为是唐太宗与李卫公君臣之间讨论军事问题的言论辑录^[5]。持此论者认为，该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的军事思想，时间从贞观十八年（644）唐军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前夕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之前。由于该书涉及当时不少高层机密，因此在唐代未能公之于世，也不见于公私著录。后晋石敬瑭下诏修撰《旧唐书》，北宋仁宗时诏令宋祁、欧阳修等人修撰《新唐书》，都没有著录该书。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朝廷下诏校定《李靖兵法》，《问对》终于被辗转发现，并由官方刊刻流布，成为武学经典之一。但是，这里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问对》中所反映的部分内容与史实有矛盾之处，与史实不相吻合，明显不符合贞观时期史实的有：一是称李世民为“太宗”。“太宗”是李世民庙号，而只有当帝王去世之后才有庙号。显然，在世之时的李世民是不会有庙号的，自然也不会被称为“太宗”。二是称李世为“李”。李世本名徐世，原来是瓦岗军的将领，后来归顺唐，并被赐姓李。李世民登基后，就姓名避讳问题诏告天下，称“不连言者勿避”。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李世民去世后，李世才开始改名李。三是《问对》出现“安北都护”一词，而安北都护府的名称最早在总章二年（669）才出现，这时李世民与李靖都早已去世了，又怎么会在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出现“安北都护”呢？其实，安北都护府的前身是贞观二十一年（647）所置的燕然都护府，后曾改名为瀚海都护府。如果要符合史实的话，则唐太宗与李靖论兵之时，应该称其为“燕然都护府”而不是“安北都护府”。诸如此类的不合史实的地方还有一些。当然，其中不排除有后人整理的可能性，甚至在民间辗转流传过程中有后人加工、掺杂、窜改的成分在里面。能否对这一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这一观点能否为大家所接受的关键。

凡上所举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在目前没有更为确凿证据的情形下，任何一种说法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均可以暂且成立。至于哪一种观点更加令人信服，却是需要有多方的佐证。就目前之研究现状而言，《问对》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谜，尚没有真正解开。

综合以上几种观点，笔者着重从该书所反映的内容、写作的条件以及作者的背景全面考量，推测《问对》一书当是出于唐廷中感于时势而喜谈兵的官宦之家，成书年代大致在唐中期至晚期。首先，从反映的内容看，书中出现不符合贞观时期史实的细节，如果是在唐中期至晚期而不是贞观时期撰写该书，那么这一切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其次，从写作的条件看，唐中期至晚期尚保存有一定的史料典籍，我国第一部系统反映古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杜佑的《通典》二百卷便成于这一时期，其中有关军事部分引用了李靖的不少言论。更重要的是，此时距离唐太宗与李靖活动的年代尚不久远，卫国公李靖的大多数著述还没有亡佚。史料有载的李靖的兵书有：《六军镜》三卷、《玉帐经》一卷（见《旧唐书·经籍志》）；《彭门玉帐》、《李靖行述》一卷、《韬钤秘录》五卷（见《崇文总目》）；《阴符机》一卷、《韬钤秘术》一卷、《韬钤总要》一卷、《弓诀》一卷、《卫国公手记》一卷、《兵钤新书》一卷（见《宋史·艺文志》）；《兵家心术》一卷、《六壬用兵太一心机要诀》一卷、《明将秘要》三卷（见《通志·艺文略》）；《集太公兵法》（见《遂初堂书目》）；《李卫公兵机》《李卫公四门经史》《李卫公武略》《李卫公元戎必胜录》（见《文渊阁书目》）等。尽管这些书真伪难辨，鱼龙混杂，水平参差不齐，但是相较于后来，当时保存有较多的史料典籍却是不争的事实。最后，从该书作者的背景来看，出于官宦之家可以使其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既可以多方利用公私收藏的史料典籍作为创作该书的素材，也更有可能打听和了解到唐太宗与李靖时代的军事与政治机密，并将此写入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