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朝政日趋腐败，封建剥削残酷，大量农民破产逃亡，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再加上频繁的战争和连年不断的灾荒，整个社会陷入危机一触即发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浙东裘甫起义，桂林庞勋起义，王仙芝、黄巢大起义相继爆发。以黄巢为代表的农民军领袖在唐末农民战争实践中展现出了一些富有特色的战略指导和作战思想，丰富了唐代兵学思想的内容。
首先是大规模流动作战思想。唐末农民战争区别于之前的农民战争之处，就在于其流动作战的指导思想更加明确、流动作战的地域更加广阔、流动作战的成效更加显著。王仙芝、黄巢领导农民起义军采取大规模流动作战方式，具有深刻的主客观因素。就主观因素而言，义军中有不少流民、盐贩、戍卒，熟悉山川地形及道路，习惯流动性的生活。义军领袖王仙芝和黄巢也都出身盐贩，常年贩盐往来四方，了解各地情况，在领导义军作战时注重机动，尤其在寡不敌众、以劣抗优的态势下，被迫采取大范围流动作战方式，乘虚蹈隙，向唐军力量薄弱的江南挺进，由此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就客观因素而言，起义军初起之时规模较小，力量较弱，与唐军相比处于劣势，转战北方多地屡屡受挫，王仙芝战败被杀。黄巢率领余部在唐军的围追堵截之下疲于奔命，争取生存、徐图发展成为当务之急。唐廷调集各路重兵聚集洛阳，在敌优己劣的态势下，义军不得不放弃攻打洛阳，转而向唐军防备空虚之处进军。王仙芝余部正好在江淮地区攻城夺地，进展顺利，而这一带也是唐军力量薄弱地区。黄巢决定率军南下江淮，“大掠淮南，其锋甚锐”[136]，揭开了大规模流动作战的序幕。义军在大规模流动作战中不固守一城一地，避实击虚，纵横南北，一举摆脱了被动局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使唐军陷入被动应付的局面。
其次是战略决战思想。黄巢率义军南下江淮取得胜利之后，在唐军调兵围攻之下，又率军从浙江进军闽、粤。随着义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黄巢在“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137]的形势下，率军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义军初期遭遇失利，之后取得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市西北）之战的胜利，士气高涨，乘胜渡过长江、淮河，兵锋直指两京（洛阳、长安）。这时的义军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壮大，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由“众至二十万”[138]发展到“六十余万”[139]。义军的发展壮大不仅体现在将士数量上，更体现在整支队伍的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在残酷战争中磨炼出来的敢打硬仗的战斗作风上。在夺取两京之前，唐军兵力分散，士气低落，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一些节度使和唐军将领对义军行动持观望或姑息态度。在此有利的战略态势下，黄巢及时把握了有利时机，果断发起战略决战，率领义军挟连战连胜之威，摧枯拉朽，顺利夺取了两京，建立了政权。义军的战略决战思想在战争实践中获得了成功。(www.xing528.com)
最后是孤立和打击敌人的斗争策略。自起义始，义军在发展过程中长期遭到唐军的围追堵截。也正是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黄巢逐渐认识到“藩镇不一，未足制己”[140]，认为可以利用对手内部矛盾，有效地分化、削弱其力量，而后再予以针对性的打击。唐朝末年，唐廷丧失中央权威，各藩镇拥兵自重，极力维护一己之私利。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在荆门设伏，大败义军，乘胜追击至江陵，黄巢率残部渡江，向东退却。唐军诸将想继续追击义军，刘巨容却出面制止道：“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141]因此，当义军进军中原准备夺取两京之际，黄巢牒告唐诸军：“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142]义军的文书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唐廷，分化了敌人，为义军顺利进军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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