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益发严重。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孜孜探求破解困局之策，发现兵学对止暴遏乱、抵御外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以杜牧最具代表性。杜牧认为，在内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有四夷侵扰、边防不稳的形势下，军事问题成为关乎国家安危存亡的大事，“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故须审察也”[126]。他主张儒者应当做到知兵、制兵、治兵，只有这样，才能在藩镇拥兵自重乃至叛乱时扶危定倾，制止暴乱；指出“大圣兼该，文武并用”[127]，强调文与武相辅相成，不能顾此失彼；重新阐释了“上兵伐谋”的内涵，认为“伐谋”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敌人将谋伐我，我先伐其谋，故敌人不得而伐我”[128]，二是“我将谋伐敌，敌人有谋拒我，乃伐其谋，敌人不得与我战”[129]，强调“敌欲谋我，伐其未形之谋；我若伐敌，败其已成之计，固非止于一也”[130]。杜牧论兵注重联系当时平定藩镇的现实情况，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他主张根治军队中存在的“五败”现象，即“不蒐练”“不责实料食”“赏厚”“轻罚”“不专任责成”[131]；反对姑息藩镇割据，认为这是“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132]，主张在平藩战争中夺取战略主动权。
除杜牧之外，其他几位比较突出的文人论兵者是贾林、陈皞、皮日休。贾林、陈皞注解《孙子》的情况在本章第二节已有专题阐述，此处不赘述。皮日休，字袭美，又字逸少，约生于唐开成三年（838），卒于中和三年（883）。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了解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战争的本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战争观。一方面，他肯定武力平乱的作用，指出“兵者，圣王不能免其征，仁帝不能无其伐，是以逆者必杀，顺者必生，所以示天下不私也”[133]。皮日休对于上古时代的黄帝与蚩尤表达了不同的态度，认为蚩尤作乱且为人残暴，所以黄帝采用军事手段征讨并灭亡蚩尤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又崇尚仁义道德，指出“轩辕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乱，以德被后。今之师祭，宜以轩辕为主，炎帝配之，于义为允”[134]，认为武与德要相辅相成，仅有武力是不够的，需要以仁义道德收揽民心、安定天下。皮日休指出：“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从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135]称赞“唐虞尚仁”的做法，主张以民心取天下，反对以民命取天下，认为以仁义道德得民心而得天下远远胜于以战争得天下，也就是仁义道德优于武力征伐。这正是皮日休战争观的核心内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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