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的兵家经历了平定安史之乱、平定藩镇割据战争的洗礼，在实践中呈现出有别于唐代前期的兵学特点，更加关注维护国家统一、戡定内乱，更加凸显兵学研究的内向性，进一步充实了唐代兵学思想的内容。
唐玄宗统治后期，唐廷在军事上出现了一系列失策，诸如在兵力部署上内轻外重；节度使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出现尾大不掉之势等。在唐廷陷入危难之际，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代表的兵家挺身而出，殚精竭虑，向死而生，拯救了江山社稷，维护了国家统一。这些兵家为实现平定内乱、维护统一的目标而东征西讨，在军事实践活动中展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兵学思想。
第一，以大局为重，注重从战略高度处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全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从平叛大局出发，率军东出河北，牵制安军南下西进的行动。在安军夺占洛阳、直逼潼关时，哥舒翰主张据险坚守、待机而动，郭子仪、李光弼支持哥舒翰的意见，并且上奏提出“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116]的建议，体现了深远的战略眼光，可惜这一战略谋划未被唐玄宗采纳。
第二，持重用兵，谋略制敌。平叛战争关乎社稷安危，手握重兵的将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唐军将领在稳慎用兵的基础上，注重运用谋略，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仆固怀恩突然发动叛乱后，郭子仪没有丝毫慌乱，而是深刻地分析了其“素失士心”的致命弱点，指出其手下将士都是自己的老部下，可以为己所用，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了“坚壁待之”而不急于速战的作战指导思想，持重用兵，最终迫使对手不战而退，一些叛军士卒重新归顺唐军。马燧善于运用谋略制敌，被史书称誉为“沉勇多算”[117]。在平定藩镇割据之战中，他率军与魏博节度使田悦夹洹水（今河南北境安阳河）对峙，采取攻其必救之策，命令军队乘夜直奔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引诱田悦尾追，而后以逸待劳，在魏州城西大败田悦军，斩获二万余人，赢得一次大捷。
第三，因情而变，勇于创新战法。唐军将领在指导作战过程中能够依据敌情、战场态势的变化而通权达变，尤其是注重创新战法，常能出奇制胜。在太原之战中，李光弼创新了地道战的战法，巧妙经由地道发起反击或突然袭击，屡屡派军以此袭扰对手，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实战中增强了地道战的进攻功能，极大地丰富了地道战的作战手段。他还创新了守城战法，反对片面防御，强调攻守兼备、以攻固防，将守城和野战两种战法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用，在守城过程中抓住有利时机实施野战，趁围城之敌的援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的时候，果断派兵出城发起突然袭击，在野战中全歼敌人援军，有效地支持了守城作战。李晟是唐代宗、德宗年间的著名将领，在战法运用方面也是独具匠心。当时成德节度使李惟岳、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联合叛唐，李晟率军平叛。不料泾原兵因为未得到犒赏而突然发生兵变，占据了长安，唐德宗诏令李晟回军勤王。在收复长安之战中，李晟召集将领商讨攻城之策，诸将领都主张先攻取外城，占据坊市，最后攻夺宫城。这实质上就是兵家所谓的攻城常法。李晟听后并未盲从，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坊市狭隘，贼若伏兵格斗，居人惊乱，非官军之利也。今贼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溃其腹心，贼必奔亡。如此，则宫阙不残，坊市无扰，策之上者也。”[118]他没有因循常法从正面逐次攻城，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率军冲敌腹心，快速而突然地打击对手要害，从北面直接攻打敌人重兵聚集的皇城，直捣宫阙，“夺其所爱”，果然一举获胜。这说明李晟创新攻城战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此外，他运用伏击战法也颇有创新。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吐蕃军深入内地。李晟派牙将王佖率军设伏，并授予其伏击战法：“虏过城下，勿击其首；首虽败，彼全军而至，汝弗能当也。不若俟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军也，出其不意击之，必大捷。”[119]王佖采用了这一战法，果然大胜吐蕃军。李晟提出的伏击战法的核心是攻击敌人中军，彻底摧垮其指挥中心，由此赢得作战的胜利。(www.xing528.com)
第四，注重激心励气，善用心战。郭子仪长于料敌，非常注意在战前分析对手的作战心理，并据此制定对策。他在仆固怀恩叛乱后引兵内侵之时，分析了其本人及其部下的心理，认为应采取相持敝敌之策，使对手在持久对峙中发生内部分化，军心瓦解。后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郭子仪的作战策略是正确的。仆固怀恩暴病身亡后，被其裹挟而来的吐蕃和回纥之间产生了矛盾。郭子仪准确把握住了回纥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利用自己在回纥将士心目中的威望，赤手空拳、单枪匹马来到了回纥大营，成功说服回纥与唐朝重归于好。吐蕃听说回纥与唐结盟，连夜仓促撤军。李光弼也是善于运用心战的高手。一次，他在平叛过程中故意驻扎在野外，预判敌军必定会在夜间前来劫营。李光弼分析了敌方将领心理，将计就计，只留少量人马守营，自己提前离开了大营。结果史军将领李日越因为没有抓住李光弼而无法返回复命，不得不投降了唐军。另一位史军将领高庭晖听说李日越投降后受到厚待，也主动归降了唐军。有人问起他为何如此轻易地降服了敌军两位将领，李光弼答道：“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必可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庭晖才勇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120]李光弼在太原之战中还善于激励民心士气，在坚守防御过程中多谋善战，通过积极主动地打击对手，逐次有效地杀伤了敌军有生力量，极大地激励了守城军民的战斗意志，形成了同仇敌忾之势。
李晟也很擅长对敌攻心作战。他在驻防边境时，注意安抚人心，将自家钱财赏赐给投降者，较好地安抚了降者之心。吐蕃将领浪息曩投降后，李晟上奏朝廷授其以王号。每当接待吐蕃使者时，李晟有意安排浪息曩出席，并让他穿上华丽的官袍，佩挂金带，还不停地夸赞浪息曩。李晟的做法让使者产生了羡慕之心，也对吐蕃君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李晟之子李愬也是一位善用心战策略的将领。他在指导袭取蔡州（治今河南汝南）之战前，特别重视争取投诚、被俘将士之心，每次必定要亲自询问，妥善安置。唐军俘获敌将丁士良后，将士们都请求将其处死泄愤，李愬却不计前嫌，以诚相待，并予以重用。丁士良感激万分，向李愬提供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敌将吴秀琳率军投降后，李愬任命他为牙将，仍然统领本部人马，并且将其部下家属迁至唐州（治今河南泌阳）安置，较好地稳定了投降将士的军心。此后，从敌军中逃跑过来投降唐军的士卒越来越多，而唐军将士的士气则越来越高昂，为后来获得奇袭蔡州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五，治军严明。乱世须用重典，乱世治军也是同理。至德二载（757），李光弼奉命率兵守太原，但是太原御史崔众不按令及时交兵。李光弼立即命令将其捆绑起来，恰好朝廷派使者带来升迁崔众的诏书，李光弼不为所动，坚持按军法将崔众斩首，威震三军将士。李光弼注重赏罚分明，重赏英勇杀敌者，对战场上不战而退者则当场斩首，通过信赏明罚来激励将士冲锋陷阵，奋勇立功。李晟也素以治军严明而闻名。他率兵在进军途中严格执行军纪，不侵犯民众利益，对违法者严惩不贷。收复长安后，唐军大将高明曜掠取妓女，尚可孤所统领部队的军士擅自取走敌军战马，李晟依照军法，将他们斩首示众，将士无不畏服，长安城内“公私安堵，秋毫无犯，远坊有经宿乃知官军入城者”[121]。由此可见唐军纪律之严明。正是因为治军有方，李晟统率的军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较强的战斗力，其在平定藩镇之乱、维护唐朝统一过程中屡立战功，成为与郭子仪、李光弼齐名的中兴名将。
第六，忠勇慷慨，武德感召。一名杰出的将领除了具有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治军本领、选将用人之才外，还应该具有高尚的武德。以忠烈留名青史的张巡在长期陷于孤城被围的不利处境下，始终忠于朝廷，并以忠义激励将士奋勇作战，凡有反叛者、劝降者，立斩之。他在作战中总是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勉励大家拼死力战，不允许将士后退，不杀败敌人不罢休。史载：“每战，将士或退散，巡立于战所，谓将士曰：‘我不离此，汝为我还决之。’将士莫敢不还，死战，卒破敌。”[122]他还“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123]。张巡率兵在外无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固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抗击安军达十月之久，城破后被俘不屈而死，以身殉国，体现了高尚的武德人格和忠烈气节。被称为“再造王室，勋高一代”[124]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具有忠贞爱国、不矜功伐的武德。他时时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忠心耿耿，心无旁骛，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胜不居功，败不诿过；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能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无论对部下还是对友军、敌军都拥有很高的威望。这些可贵的将帅品德及个人修养为郭子仪成就不世功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光弼也极具大将风度，尤其在身处险境时能够做到临危不惧，具有超出常人的胆魄与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河阳之战中，他将短刀藏于靴中，向将士表达拼死一战的决心。在作战、治军过程中，李光弼能够以身作则，在太原之战中亲率士卒挖土掘壕，巩固城防工事；昼夜坚守一线，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将生死置之度外，对守城军民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李晟常以解救国难、死而后已的精神激励自己和将士，尽管所统率的军队人数不多，且经常面临危险局面，但总能够向死而生、转危为安。这与李晟经常以忠义教育部属，并能够在作战中身先士卒是分不开的。史书称赞他“徒以忠义感激将士，故其众虽单弱而锐气不衰”[125]。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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