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卷：执掌枢机者的兵学主张

中国兵学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论兵者并非皆兵家，许多人未曾统兵作战，也热衷于谈论兵事。唐朝执掌枢机者谈兵，则多是因为职务使然，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其中堪称翘楚者有李泌、陆贽、杜佑、李绛、李德裕。他们均为宰相，曾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等要职，参与朝廷机要，接触和处理了大量的朝廷军国大事。因此，他们谈兵时所阐述的兵学主张，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时国家和军队所面临的重大现实国防问题有感而发，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或直接提出对策，解决现实问题；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当朝及后人借鉴。

李泌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屡被排挤，又屡被起用，长期在朝廷处理军机要务，也曾短期统兵平乱，谈兵多立足战略高度建言献策。他在安史之乱爆发、安军攻克两京后，向唐肃宗提出了“务万全，图久安”的平叛靖乱战略指导思想，主张“以两军絷其四将”^[104]，再命建宁王李倓与李光弼分别率军从南北夹击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105]，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以逸待劳、攻其必救、分进合击的兵学思想，可惜未被统治者采纳。针对唐王朝与吐蕃、回纥、南诏等周边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李泌从巩固边防的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建议唐德宗摒弃与回纥的个人恩怨，联合回纥、南诏以孤立吐蕃，最终消除了来自吐蕃的威胁，巩固了唐朝西部边防。

陆贽在德宗统治时期参与朝廷决策，提出了一些针砭时弊、解危救困的建议，不乏切实有效之策。他着力阐述了安边、守边以御敌的军事思想，认为“晁错论安边之策，要在积谷；充国建破羌之议，先务屯田”^[106]，强调“理兵足食”是安边御敌的关键所在，建议募兵戍边，恩威兼施，注重在治军中施以恩情，融洽将士关系，这样就能“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107]。在与周边游牧民族军队交手时要区分彼此的长、短，认为“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我之所长，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难。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就”^[108]，指出唐军在边防作战中应遵循“以长制短”“以易敌难”的指导思想。为巩固边防，有效制敌，陆贽建议要做到“修封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以足食，练卒以蓄威，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109]。这实质上是一个全方位的周详、严密的边防战略实施方案，涉及国家战略方针、兵力部署、军事工程、军事戒备、军事侦察、物资储备、军事训练、军事谋略等方面，足以反映作者的深谋远虑。

杜佑历仕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先后在地方、中央任职，位至宰相，精于治国安邦之道，也非常重视武备之事，历时三十余年编撰完成《通典》，其中十五卷的《兵典》反映了其兵学观点，不少是就当时唐王朝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意有所指。他主张强本弱枝，肯定汉代内重外轻的成功做法，反对内轻外重的兵力部署；在选将用人方面强调要重视将帅素质，先德后才；在用兵方面主张以计谋胜敌，示形欺敌，佯退败敌，适时把握兵机，“坚壁持久候隙破之”，攻其必救，“力少分军必败”，多方以误之，因势取胜，慎择良将，抚绥边防等。杜佑将兵家用兵之法细化为具体的各自独立的军事原则，便于人们学习、掌握和运用。(www.xing528.com)

李绛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直言敢谏，敢于直面唐朝边患不断的现状，热心关注边事，深入剖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兵学见解。他尖锐地指出：“今边上空虚，兵非实数，守将贪滥，背公徇私，虚人既多，实兵须少，力既不敌，坐受伤残。”^[110]针对边境守备空虚、指挥不力的问题，主张“今须便据所在境兵马及衣粮器械，割属当道节度，使法令画一，丰约齐同，赴急如发机，前战不旋踵，则兵威必振，贼气自消”^[111]。李绛考察了夷狄的寇边问题，强调要始终注意加强边境备战，不能有丝毫松懈，认为“兵无二事，志在杀敌，将无异望，专在诛寇，器用犀利，斥候精明”^[112]，将士只有做到履职尽责，悉心备战，奋勇御敌，才能消除边患。

李德裕历仕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政绩颇佳，出将入相，皆获盛赞。他的兵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有关备边御敌、削弱藩镇势力的策略方面。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深入了解边境山川险要及南诏、吐蕃等蛮夷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固边举措，诸如整顿军队，简练士卒；增筑城邑，占据险要之处；提前筹划漕运，保障戍卒军需供给，有效地巩固了边防。李德裕坚决反对藩镇割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会昌三年（843），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擅自袭位，并请求朝廷予以任命。李德裕主张出兵讨伐，在总结了以前削藩失败教训后，提出了“只令收州，勿攻县邑”^[113]的作战指导方针，以此避免征伐迁延日久，师出无功。他亲自部署讨伐昭义刘稹的作战行动计划，分兵五路进击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邢州（治今河北邢台）等州。在讨伐过程中，李德裕大胆革除军队指挥体制中的弊端，“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114]，减少朝廷和监军对前线指挥员的干预，保障将领有效行使指挥权，从而使“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115]。在李德裕的主导下，唐军很快就平定了叛乱，其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