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统治者推行儒、佛、道三教并奖之策，创造了比较自由、开明的思想局面，也为各思想流派和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安史之乱后，在兵学复兴的背景下，儒家、道家对兵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兵家思想与儒家、道家思想的渗透融合逐渐形成并走向深入，出现了《太白阴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等代表性兵书。
李筌的《太白阴经》较全面地阐述了道、兵、儒兼取的战争观。他赞成将《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作为治国用兵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主张“主有道德”，实行“王道”，达成“内圣外王”的目标；认为“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主张慎战，同时又肯定“诛暴定乱”的军事行动；认为“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88]，提出将儒家的“信义”、道家的“阴阳”、兵家的“诡谲”统一起来；主张“先文德以怀之”，如果不服再“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89]。
唐代还有一部道、兵、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代表性兵书。这就是王真撰写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王真，生卒年不详，大约活动于唐德宗至唐宪宗年间，曾担任吏部朝议郎，后出任地方官，担任汉州刺史兼威胜军使，文官兼任武职。他说自己“少习儒业，长无武功”[90]，出于经世致用的考虑而慨然言兵，认为《道德经》“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91]，因而以道家思想之本的《道德经》为依据，兼采儒家思想观点，融道、兵、儒于一体，全面、深入地阐发了自己的兵学主张，深化了前人的若干兵学认识，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兵学观点，在唐代兵学中独树一帜。(www.xing528.com)
王真由道论兵，认为人和万物由“道”所产生，应当遵“道”而行，必须懂得事物发展的“损益之道”，即“物有损之而益，益之而损”[92]。如果“不知损益之道，但恃众、好兵、暴强、轻敌，必当摧辱、破败、覆军、屠城”[93]。王真认为人的贪欲是引发战争的根源，指出“爱恶起而相攻，则战争兴矣”[94]，强调“争者，兵战之源，祸乱之本”[95]，提出了“去争”“遏乱”的战争观，要求统治者戒贪、不奢、绝矜，始终遵奉道家的“无为”“不争”的思想，以此达成息兵战、安天下的目的。他还将道家和儒家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了道、德、仁、义、礼兼而用之的经国治军思想，强调“道、德、仁、义、礼，王者当兼而用之，亦犹五材相资，阙一不可也”[96]。一方面以道家倡导的“道”为主体，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儒家思想的内容，主张“人君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既得亿兆欢心，蛮夷稽颡，自然干戈止息”[97]，只要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就能够平息战乱、赢得胜利。王真立足道家立场，认为“天下神器，不可为。不可为者，言不可用干戈而取之也。若以此为之者，必败也”[98]，兴兵征战必然祸及自身，好战必亡。为了避免危亡，作者采用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指出“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将欲立于中道，守之无怠，戒之至也”[99]，如果做到了“守中”，就能够进退自如，消除危险。
王真主张“修德偃武”，力倡“不争之道”，以道德治天下，以无事取天下，但同时也主张备战不废兵，认为“兵者，战而不用，存而不废之物，唯当备守于内，不可穷黩于外者也”[100]。他将“备战”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和军队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无备于内，必至灭亡”[101]，给人振聋发聩之感。作者主张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用兵指导思想，认为“柔弱者，道之用。言圣人必用柔弱之道，以胜天下强暴之人也”[102]，告诫统治者深刻汲取秦统一天下而遽亡、项羽称霸而旋灭等历史教训，要始终戒慎，不恃刚强而守柔弱，“故谦卑俭约，即永享其年；骄亢奢淫，即自遗其咎，盖物理之恒也”[103]。他在进一步阐发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基础上，又从儒家的视角重新诠释了“柔弱胜刚强”的内涵，从而将道、兵、儒家思想融合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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