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一部备受推崇的政论性兵书，集中反映了贞观年间的政治伦理思想、治国思想、民本思想、吏治思想、用人思想、法律思想等，体现了作者吴兢经世致用的创作初衷。该书全方位探讨了“人伦之纪”“军国之政”，孜孜求索治国安邦之道，其中也涉及国防思想，皆鲜明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时代烙印。《贞观政要》以儒家倡导的“仁义诚信”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着力推行“仁政”“礼治”，强调以政治统御军事，进而达成“内圣外王”的终极目标。可以说，儒家思想深刻地渗透并反映在贞观年间的吏治、法治、廉政、礼乐、教化等实践过程之中。在此历史背景下，反映时代风貌的儒家国防思想也应运而生。
一是主张慎战安边。贞观四年（630），面对林邑国“表疏不顺”的无礼行为，唐太宗回应道：“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鬓为白。’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欲必取高句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至如颉利，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于征役，遂至灭亡。”[65]他充分汲取了苻坚、隋炀帝因好战而身死国灭的惨痛教训，坚持慎重对待战争，认为不必介意对方行为，否决了臣属提出的出兵征讨林邑国的请求。唐太宗善用和亲政策睦邻友好，以此取代战争手段而成为安定周边的有效策略。贞观十六年（642），原属于铁勒部落的薛延陀崛起于大漠，对唐王朝的北疆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在廷议中，司空房玄龄提出：“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66]虽然后来薛延陀可汗因聘礼未备好而未能成行，但不能否认唐太宗对和亲政策的认可与成功运用。他曾经先后与吐蕃、西突厥、吐谷浑、回纥等周边民族政权的首领和亲，加强了相互间的友好交往，巩固了边疆的稳定局面。
二是主张“怀之以德”。《贞观政要》极力倡导儒家的“以德服人”思想，强调执政要做到“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67]。地处岭南的高州酋帅冯盎被人上奏企图谋反，唐太宗下诏派兵征讨，秘书监魏徵认为冯盎谋反的证据不足，并且没有必胜的把握，建议派遣使者宣示恩德。唐太宗予以采纳，果然顺利平定叛乱，不由得感慨道，魏徵屡次劝谏我不可以征讨，“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68]。(www.xing528.com)
三是主张“出师有名”。因高昌侵略焉耆，继而阻止西域朝贡使者入唐，唐太宗决定出兵征讨，以维护朝贡体系的安全。贞观十四年（640），兵部尚书侯君集率军讨伐高昌，在进军途中得知高昌王麹文泰突然发病而死，全国民众聚集，准备为其举行葬礼。有人建议趁机派轻骑发动突袭，一定能够得手，副将薛万均、姜行本也都表示赞同。侯君集却对此予以反对，认为“天子以高昌骄慢，使吾恭行天诛”[69]，如果趁葬礼之机偷袭，那么就是胜之不武，违背了武德，“此非问罪之师也”[70]。为树立“仁义之师”“王者之师”的形象，侯君集按兵不动，一直等到高昌王的葬礼结束之后，才继续进军，最终平定了高昌。
四是主张“安不忘危”。《贞观政要》援引唐太宗《帝范》指出：“邦境虽安，忘战则人殆。”[71]主张“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72]，并且列举了历史上一正一反两个典型事例。越王勾践为报仇雪恨，率兵讨伐吴国，途中见到了一只青蛙蹲坐在地上，怒目而视，威风凛凛。勾践立即命令停车，把手放在车厢前面的横木上，表示对怒蛙的敬意，以此激励全体将士的斗志。后来勾践率军打败了吴国，成就了霸业。西周时期的徐偃王一味仰赖文德，不修武备，放弃国家防务，最终遭到了灭国的厄运。勾践和徐偃王之所以会有截然相反的结果，原因就在于“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73]，因此得出了“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74]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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