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学通史：兵学理论分类与系统总结

从兵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兵学理论的分类归纳与系统总结是兵学渐进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同时也是在诸多内外部因素的推动下所产生的兵学理论发展的跃进。唐代兵家对兵学理论的分类归纳、系统总结，为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兵学做出了贡献，也为宋代兵家撰著大型类书《武经总要》等兵书提供了有益借鉴，对后世兵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正式探讨之前，首先要对唐代以前兵学理论的归纳、总结情况有所了解。先秦时期，在频繁的战争实践、自由而活跃的思想交流、开放的政治体制、迅速进步的军事科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古代兵学迎来了第一次大繁荣大发展，兵家著作竞相问世，各逞其长，同时儒、墨、道、法、纵横家等诸子皆言兵，极大地促进了兵学理论的发展。两汉以来，兵学理论在以兵儒合流为主导的思想潮流推动下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首次明确将兵书区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个类别，而兵学理论也由此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隋唐五代兵学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反映了这一时期在军事领域，尤其是在兵学范畴、作战指挥、轻骑兵战术、兵制、阵法等方面的创新之处，军事学术的发展为兵学理论的分类、总结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代兵学理论的分类、总结工作主要是由两类著作承担完成。一是涉及兵学内容的大型类书，主要有《艺文类聚·武部》《北堂书钞·武功部》《通典·兵典》等。二是综合型兵书，主要有《太白阴经》《长短经》等。这些著作对兵学理论进行了分类归纳与系统总结，尽管还是停留在“摘其菁华，采其指要”^[24]，尚未深刻揭示其内在联系，但也称得上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反映了当时兵家对兵学理论主体内容的认识程度^[25]，对后世尤其是宋代兵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唐代兵家对兵学理论的分类与总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对兵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分类。唐代相关著作对兵学理论体系做了或粗或细的分类，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艺文类聚·武部》将其简明扼要地分为“将帅”和“战伐”两大类。《北堂书钞·武功部》将兵学理论体系分为16类，依次为论兵、讲武、征伐、将帅、谋策、号令、阵、骑、军容、兵势、攻战、克捷、守备、御边、降伏、功勋，所涉及的内容包含军事基本理论、军事训练、战争观、军官队伍建设、战略筹划、作战条令、布阵条令、骑兵、军队礼仪风纪、军队威势、进攻条令、战后处置、防御条令、边防、归顺安抚、庆功封勋等内容。《通典·兵典》将其分为15个大类别、137个小类别，先摘引《孙子兵法》中的用兵原则，在阐述兵法要义的基础上，搜罗历代有关治军、作战等方面的战例和言论，以印证前述兵法观点。该书的优长在于资料翔实、战例丰富，缺点在于分类过于琐碎。在《兵典》15卷中，每卷少者2小类，多者15小类，涉及战略谋策、选将用人、建军思想、治军之道、战阵技法、克敌制胜之法等丰富内容，但卷与卷之间、类别与类别之间并无内在关系，显得支离破碎，未能形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的兵学理论体系。《太白阴经》将兵学理论体系分为人谋、杂仪、战具、预备、阵图、祭文捷书药方、杂占、遁甲、杂式共9大类，涉及军事理论、军事制度、医药、阵法、军仪典礼、军事训练、文书、医药、兵阴阳家学说等内容。该书对兵学理论体系的分类未必准确，但能够明确地将战具、预备、阵图分别划分为独立的类别，是对兵学理论分类的一个贡献。《长短经》将其划分为24类，分别是出军、练士、结营、道德、禁令、教战、天时、地形、水火、五间、将体、料敌、势略、攻心、伐交、格形、蛇势、先胜、围师、变通、利害、奇正、掩发、还师，涉及战争观、治军、作战指导等方面的内容，对前人兵学思想理论进行综合分类归纳，虽然在分类上未能突出兵学要旨，略显零散，但也能自成一家之说。(www.xing528.com)

二是对战具（武器装备以及作战保障器物）进行了较合理的分类。《太白阴经》在第四卷对战具进行了分类，将战具分为8类，依次是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具、水战具、器械、军装，既涵盖了攻城、守城、水攻、火攻等军事行动所需的武装器械，也包含了渡河器具和各种类型的战舰，还包含了唐代军队按一定比例配备的格斗武器、抛射武器、防护装具、金鼓旗帜以及日用器物，涉及攻守城器械、冷兵器、战舰、火器、军需等内容。《通典·兵典》没有对战具进行明确分类，但在《兵典十三》中收录了相关内容，在《攻城战具》《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水平及水战具》《军行渡水》《御敌水军绝下流败之》等篇中论及战具，涉及攻城具、火攻具、水战具、济水具，但无论是战具涵盖的内容，还是分类，都远不及《太白阴经》完备。

三是首次对军事侦察进行了初步分类和具体阐述，进一步发展了前人的兵学思想。《太白阴经》第五卷《预备》探讨了军事侦察的相关内容，将其分为烽燧台、马铺土河、游奕地听、报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更刻、乡导、井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共12类，涉及烽火、斥候、巡逻、听声望远、驿传、号令、鼓角、示警等内容。这是自先秦以来对军事侦察所做的最全面的阐述。李筌还对前人兵学思想做了进一步丰富、发展。如在《乡导篇》中，他首先转述了孙子的思想，指出“不用乡导，难得地利”^[26]，随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夫用乡导者，不必土人，但谙彼山川之险易、敌之虚实，即可任也。”^[27]认为选用向导不一定非用土著人，只要是熟悉地形条件、了解敌情的人都可以担任。接下来，李筌就如何充分发挥向导在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展开详细论述：“赏之使厚，收其心也；备之使严，防其诈也。是故锡之以官爵，富之以财帛，使有所恋；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怀。然后察其辞，鉴其色，覆其言，始终如一，可以用之也。”^[28]主张采取厚赏与严备相结合的举措，确定其“始终如一”，能够胜任向导，最终再决定予以任用。《太白阴经》关于如何选用向导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于前人兵学思想做了有益补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兵学思想取得了一定进步。

四是对若干兵学理论和观点进行了总结与阐发。《太白阴经》是一部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唐代兵书，里面不乏富有价值的兵学思想观点。该书还对前人的兵学理论做了一些总结性工作并有所创新，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作者李筌深入探讨了一系列兵学思想观点，涉及天道、地道、人和、富国强兵、谋略、选士、励士、刑赏、攻守、用间等内容，并且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如在《数有探心篇》中，李筌首先分析了“探心之术”的由来，对其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指出“探心之术”是适应社会发展和战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次阐明了“探心者”要具备的能力素质。再次提出了运用“探心之术”应遵循的行动准则，是对前人相关论述的系统总结，也有作者自己的思想观点。最后提出了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指导原则，强调“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29]。李筌在该篇中就“探心之术”做了较深刻的研讨，在总结前人的相关兵学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30]的结论，其中亦有自己的创见。在《刑赏篇》中，李筌探讨了古代治国治军的重要的刑赏制度，设立专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关刑赏的诸多问题，包括建立刑赏制度的意义、作用，实施刑赏制度应该把握的指导原则等，对古代刑赏制度的相关思想观点进行了总结，指出“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31]，强调刑赏要适度而不可过度；认为“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32]，指出了刑赏在治军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主张二者结合使用；提出“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33]，强调要秉公去私执行刑赏制度，这样才能收到“以刑禁，以赏劝”^[34]的效果。《长短经》博采前代兵书之精义，对诸多兵家思想理论钩玄提要，并在此基础上就某一兵学观点进行专题性总结，其中也不乏个人观点的阐发。如在《格形》中，作者赵蕤围绕“安能动之”“攻其所必趋”的兵学观点，列举了晋伐曹、卫以救宋，齐伐魏以救赵，曹操伐于毒老巢迫其撤军，曹操怂恿孙权攻击关羽后方以解樊城之围等事例，最后得出结论：“此言攻其所爱则动矣。是以善战者无知名，无勇功，不争白刃之前，不备已失之后，此之谓矣。”^[35]赵蕤深入讨论了历史上相关的著名战例，尤其是着重探讨了以“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36]为作战指导思想的围魏救赵战例，生动地诠释了“攻其所爱”的兵学思想。作者采取例证法，对“攻其所必趋”“攻其所爱”的兵学观点进行了总结，虽然还不够深入、系统，但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