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兵思想融合与渗透

在历经长时间分裂之后，隋朝重新实现了大一统。隋文帝着眼长治久安之考虑，顺应人心思定之时势，推行了“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他颁布诏令，既保护佛教、道教，又提倡儒教，认为三教不可互相替代，均有各自功能，故而主张儒、佛、道并重。“三教并奖”政策被隋炀帝沿用，并被唐朝统治者继续推行。唐太宗尚儒，但并未以个人好恶而排斥佛、道。他从维护国家统治的大局出发，在借助儒学教化人伦纲常、规范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佛、道所具有的安定人心和淳化民风的作用。正因为儒、佛、道具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功能，这才会被统治者用来作为维护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在开明的文化政策引导下，唐代各家思想的互鉴、渗透、交融逐渐展开并走向深化。

黄朴民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整合与融汇先后经历了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统一思想、规范礼乐；第二个高潮是起源于战国中后期、完成于董仲舒的思想学术的融合，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至隋唐时期进入了第三个高潮。^[16]隋唐儒、道、兵诸家思想的交融，是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兵、儒、道合流的传承与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开放的思想氛围为诸子百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各家思想在互鉴中进步。两汉时期，兵、儒、道合流的趋势不可阻挡，进一步向前推进。《黄石公三略》（又名《三略》）博采儒家的仁、义、礼和道家的贵柔守雌思想，深入系统地探讨兵学问题，成为这一时期诸家思想合流的具有代表性的兵书。在此基础上，隋唐五代诸家思想的合流与融合继续向前发展。

在隋唐五代儒家、道家、兵家思想的融合互通中，道家与兵家思想的交融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得尤为活跃，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显著。应该说，“道家论兵”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许多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以唐代为盛。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以李筌、王真、赵蕤为代表的道兵家群体，并留下了《太白阴经》《阃外春秋》《阴符经疏》《道德经论兵要义述》《长短经》等一批道兵家著述，道家与兵家交融的广度与深度均是空前绝后的。在此之前，道家与兵家思想已经形成了互通关系，在观念、范畴、术语乃至行为模式、思维方法等方面相互激荡、影响，极大地丰富、完善了各自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兵家思想智慧渗透于道家思想领域，表现在其为道家思考军事问题提供了核心概念和思维范式，兵学智慧被道家广泛运用于科仪法事、医学养生等非军事领域，在构建道教神仙理论上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道家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兵家的战争观、价值观，道家提出的“以道观战”“不争”“贵柔”等思想，对兵家的战争、战略、战术思想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道家倡导并追求的飞升成仙、功成身退的理论，也对兵家的价值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7](www.xing528.com)

道家与兵家的交融互通始自先秦，至唐代达到高潮，“道家言兵”成为唐代兵学的鲜明特色。显然，道家思想的活跃与唐王朝大力推崇道教具有很大的关系。唐高祖李渊为抬高门第，自称是道教教主李耳后裔，并设立老君庙，此后全国各地广修道观。唐太宗沿习崇道政策，下诏确定道士、道姑的地位列于僧尼之上。唐高宗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在各州郡设道观奉祀。《道德经》被列为科举课目，极大地带动了民间崇信道教之风。唐玄宗更是极大地壮大了道教的声势，一再给太上老君追加“大圣祖玄元皇帝”等尊号，并多次拜谒玄元皇帝庙；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颁行天下；主持纂修《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经常召集道士封号、赐物、设观，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道教在唐代呈现兴盛之势，道家思想广泛流布，极大地影响了社会民众的思想观念。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不少人钻研道家思想，并留下了不少相关著作。自《老子》始，道家就深入地探讨用兵之道，指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18]，对兵学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但其论兵主要还是服务于避战、反战、止战的道家战争立场。显然，这与兵家的战争观是不同的。于国庆等学者指出，道家兵学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由兵道观、兵略论和兵治论等要素构成，主张应尽量不去挑起战争，最好是不发生战争，是以反战为最终归宿的。^[19]道家论兵与兵家论兵既有相同点，又有相异处，形成了中国兵学史上独具特色的道兵家流派。道兵家的活跃极大地丰富了唐代兵学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其用道家学说阐释兵学观点、具有浓厚的出世隐逸观念和方术神秘色彩等方面。^[20]应该说，道兵家在战争观、思维方式、作战手段、治军之道等方面，都深刻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印记，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影响，一些思想和具体主张还被后世兵家采用。

道家与兵家的交融互通虽然是唐代普遍的文化现象，但是也应看到儒家、纵横家等其他思想也参与了唐代思想的大融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也建立了互通关系，相互借鉴与融合。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士大夫认为儒与道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儒道殊途而同归。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研读《道德经》蔚然成风，儒者也不能避免，儒道合流成为一种不容小觑的社会潮流。儒学关注社会治乱、礼法纲常，强调“入世”；道家关注宇宙、自然现象及演化，强调“出世”，二者形成了互补关系，也为儒道合流提供了可能。治世用儒、乱世用道成为时人推崇的人生选择。兵儒合流在唐代也有所反映。学者黄朴民指出，两汉以降的兵儒合流在军事思想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反映，说明这种融合会通是全方位的，最终决定了中华古典军事文明的性格。^[21]唐代的兵儒合流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将儒家思想引入战争观，进一步确立了战争观上的儒学指导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宣扬“义战”，主张“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22]，提倡以道德仁义规范战争活动。前人对此也有定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太白阴经》时指出：“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23]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兵书在论兵问题上体现出的兵儒思想融合的时代风貌。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唐代的不少著述（不仅仅是兵书）均糅合了多家思想理论，应是唐代自由的思想氛围下的产物。李筌《太白阴经》、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皆是道、兵、儒思想兼取，鲜明地体现了思想融合的特征。赵蕤《长短经》更是博采道、兵、儒、法、纵横等诸家思想，汇集王霸谋略，充分反映了唐代思想交融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