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盛唐时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包容的时代。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的社会氛围是比较宽松的，人们没有重重的思想束缚，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思想文化上的兼容并包造就了盛唐的非凡气度，善于吸纳，懂得包容，在融会贯通之中开创了一个彪炳千古的时代。
（一）自由的思想氛围
盛唐时期统治阶级基本上采取多种思想学说并立的政策，不排斥不打击某一思想流派，给予人们思想与宗教信仰上的自由，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奉行儒、道、佛三家并立的基本国策。虽然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儒、道、佛中的一家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但不会因此排斥、打压其他思想流派和宗教的发展，各家共存并立，由此形成了自由发展的思想氛围。
在儒、道、佛三家之中，统治者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出发，通常会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从中找寻兴国安邦之道，以其教化黎民，用以经世致用。隋文帝杨坚本人不喜好儒家学说，但也不得不肯定其在纲常伦理、礼乐教化上的显著成效。隋朝上下各有所好，诸多学派、宗教各得其所，形成了思想自由活跃的局面。进入唐代以后，这种思想开放的局面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唐朝统治者组织人力整理儒家经典，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以此更好地维护王朝的统治。唐太宗认为儒家礼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8]，体现了对儒学的推重之意。与此同时，唐朝统治者也大力改造和利用道教、佛教，将宗教作为服务于统治需要的工具。李渊父子与道教颇有渊源，早在晋阳起兵之时就得到道士的帮助。建立大唐王朝后，李渊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门第，特意认老子为先祖。在此之前，道教将老子尊为“道德天尊”。因为均尊奉老子，李唐便与道教建立起亲密的关系，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长时间排在佛教之前，一度还排在儒家之前。玄宗统治时期，唐廷崇道达到了一个高潮，科举考试内容增加了《道德经》，官方加强了道教经典的收集、注释、传播工作。唐玄宗将自己所注《道德经》及义疏颁布天下，命令大家研习，进一步提高了道教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道教思想的传播。唐廷在推重儒家、尊崇道教之时，对佛教也采取了开明的态度，对其既扶植又限制，充分利用佛教的教化功能，同时又使其始终处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玄奘西行取经回国后，唐太宗命令官府大力支持其翻译佛经，并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这表明他已将佛教看作是可以和儒、道一起为己所用的。李唐王朝奉行儒、道、佛三家并立之策，形成了各家思想兼容并存、自由发展的氛围，也给了各界民众选择思想流派、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利于调和阶级矛盾和维护统治秩序。
（二）开放的时代精神
盛唐区别于其他封建王朝的鲜明特征，便是开放的时代精神。[9]这种开放的时代精神，表现在与域外国家、周边民族全方位的开放的交往上，也反映在宽松、有节制的内部治理上。(www.xing528.com)
首先是全面开放、兼容并包的文化心态。唐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全面开放的姿态，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吸纳外来文化的养分，同时也将先进的盛唐文化和技术传播到域外。这一时期对外交往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有唐朝高僧玄奘西行取经、日本派出13次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彼此互通有无，在相互借鉴中取长补短，在相互影响下交融发展，在融会贯通中走向繁荣。中外文化相互激荡，为盛唐气象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元素。请进、吸纳、融汇外来的文化、艺术、礼仪、习俗、生活方式等，形成了所谓的“胡化”之势，胡服、胡食、胡语、胡乐、胡舞、胡俗在唐代盛行一时，对唐朝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盛唐内地流行的外国或周边少数民族的服饰，一般统称为胡服。唐人以穿胡服、戴胡帽为风尚，尤其喜欢效仿突厥、回纥的服饰，而中原服饰也影响了域外，当时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说法。唐人深受胡俗的影响，胡坐、胡床在当时全面普及，并效仿胡人骑马出行，逐渐取代了原先的坐车出行方式。唐人将外来食品统称为“胡食”，以各式各样的胡饼为代表，包括蒸饼、煎饼、烧饼等。此外，石蜜（冰糖）、西域酒的制作方法也传入中原，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饮食文化，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饮食风尚。胡乐、胡舞以及羌笛、琵琶、羯鼓等胡乐器也大量传入中原，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代的许多乐舞都吸收了胡乐的成分，龟兹乐、疏勒乐、高丽乐、天竺乐等胡乐深受人们的欢迎。[10]节奏明快、气氛热烈、豪迈奔放的胡舞传达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在当时也极为流行，杨贵妃就是跳胡旋舞（从西域传来的一种胡舞）的高手。开放的文化心态形成了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造就了文化的多元发展，奠定了盛唐海纳百川、恢宏大度的文化底蕴。
其次是密切胡汉关系的和亲政策。唐代的和亲政策不同于其他封建王朝。许多封建统治者是在自身力量不足以抗衡外来势力入侵时，便采取和亲政策与之结好，也就是将和亲作为应对游牧民族入侵的权宜之策。与之相比，唐代的和亲政策则上升到了战略高度，作为国家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重大战略举措，不是权宜之策而是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另外，唐王朝无论在自身力量恢复时期，还是在强大以后，均能够一如既往地贯彻和亲政策，在增进彼此交往、密切双方关系时，也将先进的制度、文化、技术等向外传播，促进了周边民族地区的发展。唐太宗是执行和亲政策的成功实践者，曾将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衡阳公主出嫁西突厥、弘化公主出嫁吐谷浑，其中唐蕃和亲堪称典范，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历法，以及谷物、菜籽、药材、茶叶、手工艺品，还有各类工匠传入吐蕃，极大地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汉藏两族的交往。持续不断的和亲政策折射了唐朝对待胡人的开放心态，不将其视为异类，而是主张胡汉交融，在开放性的交往中融为一体。敢于开放实质上体现出唐王朝统治者的高度自信。
再次是开放的边防观念。唐王朝在保卫边疆、巩固国防上跳出了前朝的思维模式，不在边境上修长城防守，而是倚靠有卓越才能的将领镇守边关，保疆固圉。唐太宗曾经指出：“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
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11]唐太宗以大将为长城的观念，是建立在自身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同时还因其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从“治内服外”的战略高度筹划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显然，这不仅是开放的边防观念，更是力图有所作为的进取型的边防观念。
最后是开放的内部治理。唐王朝在对内治理上也秉持开放的态度，形成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其一是用法宽平。盛唐统治者不崇尚重刑，不滥施淫威，主张宽简施政，以此争取民心。这说明以唐太宗、唐玄宗为代表的统治者能够较好地汲取隋亡教训，保持了较清醒的头脑，基本上做到了刑赏得当，从而巩固了执政根基。其二是兼听纳谏，从善如流。盛唐统治者能够放下身段，俯身倾听各方意见，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建立了历史上少见的君臣互信的关系。这不仅需要统治者具有宽广的胸怀、开明的观念，更需要其身体力行，在实践中率先垂范，树立并形成一股风气。唐太宗鼓励臣下积极进谏，魏徵屡屡犯颜直谏，君臣勠力同心，共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唐玄宗传承了这一作风，虚怀若谷，大胆任用直言敢谏的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为宰相，为最终形成“开元盛世”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三是尊重士人个性。盛唐通过改革、创新科举制度，扩大了选拔人才的途径，也给予士人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允许其保留自己的个性，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士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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