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活跃现象：中国兵学通史

隋唐重建大一统局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治体制趋于成熟，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尤其是有“开元盛世”美誉的盛唐更是缔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当时以及后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都城长安则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长安是当时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有着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侣、学者、艺术家以及达官贵人。他们有的来长安访问，有的求学，有的经商贸易，还有的来此传教，其中不少人在此长期居住，将其本国的文化传到了中国，返回时则将唐朝文化传播到了国外，中外文化在交流、传播中相互影响、渗透和融合。

唐廷在长安设置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设置规模宏大的国子学和太学，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学者以及来自高句丽、百济、新罗、日本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学成之后，将先进的盛唐制度、文化、科技等带回本国，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发展，也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唐廷还设置商馆招待外商，设立互市监、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长安的西市就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区，聚集了众多的外商在此经营店铺。发达的交通运输为唐朝对外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丝绸之路”和远达非洲的海上交通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

唐朝与新罗、日本、印度等国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朝鲜半岛原来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局面，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唐与新罗往来频繁，有大批新罗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新罗是向唐朝派遣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回国的留学生一次就达105人，不少留学生参加了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一些人还在唐朝担任官职，他们成为传播唐文化的积极人士。新罗模仿唐朝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制度，采用唐朝的历法、科举制，以中国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引进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还从唐朝带回大量的汉文典籍、丝绸、茶叶、瓷器等，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的全面发展。日本与唐朝也开展了全面的文化交流，先后13次派遣正式的遣唐使，使团人数最多时超过550人，给唐朝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等贵重礼品，唐廷回送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等物品。日本全面学习唐朝的典章制度、佛学、医学、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对本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选派大量的留学生赴唐求学，其中最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空海等人，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僧人鉴真历尽艰险，东渡日本，将律宗和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以及医学传授给当地人，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参照唐朝的均田制度、租庸调制、官制、律令，制定了本国的相关制度；在京都设立大学，学制和学习内容均模仿唐朝；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和汉字草体，分别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此外，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建筑等陆续传入日本，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唐朝还和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缅甸，南亚的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中亚的吐火罗国（今阿富汗北部），西亚的波斯（今伊朗）等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开展了广泛的文化交流，既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也促进了双方的文化发展。

在唐朝与百济、日本等国家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兵书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兵学家佐藤坚司认为，根据《日本书纪》的相关记载，中国兵法是由百济人传入日本的，推测当于天智天皇二年（663）以前，而这部中国兵法可能就是《孙子》。显然，《孙子》应该在更早的时间就已传入朝鲜半岛了。另据《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于养老元年（717）至天平六年（734）赴唐留学18年，回国时将《孙子》带回日本并在军队传授，后来还在平定惠美押胜之乱时，成功地运用《孙子》克敌制胜。桓武天皇在延历八年（789）五月，在给征东大使纪古佐美的敕书中提出了“兵贵拙速，未闻巧迟”的主张，化用了《孙子》“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之意，表明《孙子》已在日本广泛传播并屡被运用于实践之中。^[40]根据约编于日本宽平二年（890）的《日本国现存书目录》记载，唐代传入日本的《孙子》已有多种版本，主要有：

《孙子兵法》一卷　吴将孙武撰

《孙子兵法书》一卷　巨诩撰^[41]

《孙子兵书》三卷　魏武解

《孙子兵书》一卷　魏武略解

《孙子八阵图》一卷^[42]

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日本人对《孙子》的高度重视，极尽研讨传习之能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朝日益活跃的对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与日本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积极向外传播先进的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为推动世界各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九十二《阚稜传》，中华书局，1975年。

[3]《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肃宗至德二载九月。

[4]《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八《李嗣业传》。

[5]《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典二·法制》。

[6]《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典十三·攻城战具》。

[7]《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兵典五·守拒法》。

[8]《新唐书》卷八十四《李密传》。

[9]《新唐书》卷二百二十《高丽传》。

[10]《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六《李光弼传》。

[11]《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12]《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元年十一月。

[13]《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陈纪十》，长城公祯明二年十二月。

[1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唐纪八十》，昭宗天复三年四月。

[15]路振：《九国志》卷二《郑璠传》，中华书局，1985年。

[16]《隋书》卷八《礼仪志三》。(www.xing528.com)

[17]参见王援朝：《唐初甲骑具装衰落与轻骑兵兴起之原因》，《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8]参见杨泓、于炳文、李力：《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19]《隋书》卷四十八《杨素传》。

[20]《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武德九年九月。

[21]《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

[2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起义旗至发引凡四十八日》。

[2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24]《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二月。

[25]《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26]《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唐纪四》，高祖武德四年正月。

[27]《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正月。

[28]《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贞观四年二月。

[29]参见许友根：《武举制度史略》，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页。

[30]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六十七《帝王部·求贤》，中华书局，1960年。

[31]《全唐文》卷十二《高宗皇帝·令百官各举所知诏》。

[32]参见《武举制度史略》，第5页。

[33]《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二年正月。

[34]参见周兴涛、汪荣：《唐代武举考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5]《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6]《全唐文》卷九十五《高宗武皇后·求贤制》。

[37]《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

[38]参见况腊生：《试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军事历史》2010年第6期。

[39]参见杨希义、于汝波：《唐代军事史（上）》，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40]参见佐藤坚司著，高殿芳等译：《孙子研究在日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41]“巨”是“臣”字之讹，“臣诩”应即贾诩。

[42]参见高殿芳、穆志操：《涌入日本的〈孙子兵法〉》，《军事历史》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