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运输发展-《中国兵学通史.隋唐五代卷》

隋唐五代时期，统一战争、民族战争、割据战争以及农民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战争此起彼伏。在残酷而激烈的战争中，己方前线能否及时获取粮草及其他物资，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甚至战争结局。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而后勤保障离不开高效、完善的军事交通设施。在和平时期，为了更好地调配各地物资，以及促进各地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发展交通。由此可见，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统治者都注重大力发展交通，兴建了不少与交通相关的大型军事工程，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驿道和驿站遍布各地，满足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开凿并疏通运河无疑是隋唐五代时期最大的交通工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凿了胥河、邗沟、鸿沟，以及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的灵渠。这些都是以人力开凿出来的运河，当时主要是出于行军、运输军需物资等方面的考虑，当然在战后也有利于农田灌溉、人员流动，推动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隋朝前后数次开凿或疏通运河，其中有两次直接出于军事的需要。开皇七年（587），为准备南下灭陈战争，隋文帝杨坚调发大批民工开通山阳渎运河，极大地改善了江淮地区的物资运输状况，为灭陈战争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大业四年（608），隋炀帝杨广征发河北百余万民工开凿永济渠，引沁水（今沁河，发源于山西太岳山）南入黄河，北至涿郡（治今北京西南），不仅密切了河南、河北两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成为南北军事运输的重要通道。几年之后，隋军东征高句丽所需的作战物资以及所扩充的兵员，就是经此从南方运往涿郡，充分体现了运河的军事价值。

隋唐时期的运河之所以深受统治者重视，除了重大的军事价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是漕运的干线。“漕”是指利用水路运送粮食到指定的集散地。所谓漕运，就是利用河道或海道等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运输方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自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江南地区得到持续不断的开发。耕作技术的推广加上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南方逐渐取代北方成为重要的粮仓。为保障统治机构的运转，隋唐统治者每年需从南方调运大量的粮食到北方。因此，漕运是否通畅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与王朝兴衰、统治安危息息相关。在各漕运干线中，运河是最便利也是最主要的干线，常年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将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大量物资从南方运到中原、关中以及更遥远的边疆地区，被世人形象地称为“运粮河”。隋唐均以长安为都城，运河也是以此为中心，从长安向东经广通渠汇入黄河，至板渚（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后分为南、北二道，一道向东南经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一道向东北经永济渠直达涿郡，分别到达南、北的终点。隋炀帝在充分利用先秦以来的原有运河的基础上，疏通、扩建河渠并且相互连接，最终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而且在军事上发挥了战略通道的重要作用，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大一统局面。(www.xing528.com)

在前朝所创立的交通基础上，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以唐代交通为代表。唐代在水、陆交通上均有新的发展，建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水陆交通网。唐代发达的水上交通主要反映在日益完善的漕运、通达各地的江航以及逐步兴起的近海航线。唐朝继承了隋朝开发的大运河运输线，并且针对运河各段深浅不一的状况，采取节节运输、节节储备的方法，视水情变化而灵活使用南方船和北方船，在若干地点设置仓库储备漕粮，在时机合适之后再起运。唐朝在大运河所实施的分段漕运的方案，解决了此前困扰漕运的难题。此外，唐廷还注重维护以长安城为中心的关中漕运，以及沟通中原与岭南地区的灵渠漕运，重新疏通了原有的河渠，不仅可以通航，便于漕粮的运输，而且可以灌溉农田，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水利设施。唐廷还大力发展以长江为干线的水运线，自上游至下游依次由岷江段、川江段、三峡段、汉江段、九江段构成，涵盖了遍及长江南北两侧的雅砻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汉江、赣江，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天然水道，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长江航线。除此之外，唐代还发展了近海航运，主要由北段、中段和南段航线组成。北段的环渤海航线是以营州（治今辽宁朝阳）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海运线，各类物资经海运在此集散转运。中段是东海海运，从山东半岛胶州湾通航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或长江口，在战争期间常被用于军事运输。南段是闽广海道，从福建、广东沿海通航到台湾、南洋等地。水路运输因为运输成本低、运载量大，成为唐代交通运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唐代的陆路交通尤为发达，建立了以长安、洛阳为枢纽的交通干线，当时称为“贡路”。从长安出发的贡路有6条：一是从渭北经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向北直抵河套，可到达安北都护府。二是由长安向西抵达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一路沿西北方向，经上邽（今甘肃天水）、肃州（治今甘肃酒泉）直抵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或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另一路沿西南方向，经大散关、剑阁直抵益州（治今四川成都），而后通往雅（治今四川雅安西）、姚（治今云南姚安北）。三是由长安向南经子午谷，可抵达汉中。四是由长安沿东南方向通往蓝田、武关、襄阳，一路向西折往渝州（治今重庆），另一路向南通往荆州、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再转向广州。这是秦汉以来由中原去往岭南的重要通道。五是从长安向东经潼关、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新安至洛阳，或者经蓝田、洛南、卢氏、宜阳至洛阳。这两条陆路交通线商旅往来繁忙，十分兴旺。六是从长安沿东北方向，经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南蒲州镇）通往太原、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唐与吐蕃实施和亲政策之后，双方还开通了由长安出发，经鄯州（治今青海海东市乐都区）、鄯城（治今青海西宁）、唐古拉山口至吐蕃首府逻些城（今西藏拉萨）的道路，史称“唐蕃古道”。除此之外，唐廷还开发了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有7条道路：一是由登州（治今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入高句丽渤海道。二是由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入安东道。三是夏州（治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是由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南）沿西北方向入回纥道。五是由安西入西域道，向西通往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地区。六是由安南通天竺道，一路经广西、云南、缅甸至印度，另一路经老挝、泰国、缅甸至印度。七是由广州通海夷道。

唐代拥有较完备的水陆交通设施，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集中体现为成熟的邮驿传舍制度。唐王朝建立了全国性的驿传网络，内地水陆交通要道上通常每三十里设置一座驿站，每驿设置驿长一人，主管驿务。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军政紧急公文、地方官员报告、地方贡品，为军人和官府出行人员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等。在传承基础上，唐代建立了一套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38]，兵部为驿站的最高管理机关，驾部郎中负责全面管理驿站的日常事务，负责地方军务的兵曹管理辖区内的驿站，重要地区的驿站则由军队直接负责管理。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驾部员外郎》载，当时全国共有馆驿1643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所，另外还有86所水陆兼用的驿站。^[39]唐代驿站的驿长既是军人，同时又编入民籍，多从家境殷实且多丁的富豪之家征取，可免除赋税、徭役，但需自备驿站所需的物资。唐代驿站实施军事化管理体制，极大地强化了其军事交通机构的职能，保障了全国交通体系的高效运转，同时又以此调运、集结军队和传达军令。唐王朝在战争准备和实施过程中，频繁使用驿站执行特定任务，充分反映了驿站的独特军事功能。唐代确立的驿站军事化管理体制，基本上被后世沿袭，奠定了中国古代驿站管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