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由于战争事关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战争胜负对交战双方的影响不可估量。为获取胜利，任何一方都竭尽全力地整军经武，增强军事实力，尤其注重大力发展军事技术，以此推动武器装备的更新和军事工程、指挥通信、军事交通等技术的发展。
隋唐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传统的纺织、造船、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术得到显著提高，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更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推广和传播。隋唐五代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军事技术的发展。在冶金技术和有色金属冶铸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铁兵器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顶峰，日益提高的造船技术极大地增强了水军的作战能力，火药的发明揭开了火器时代的帷幕。隋唐五代军事技术的跃进，主要表现在一系列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创新上。
首先是冷兵器的改进。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并在战争实践中产生较大影响的冷兵器，主要有陌刀、长柯斧、车弩、擂石车等，其中陌刀、长柯斧属于格斗武器，车弩、擂石车属于抛射武器。唐代出现的陌刀又叫“拍刀”，是从东汉的长刀发展而来的新型砍杀兵器，由一面有刃改为两面有刃，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砍杀效能。唐代善用陌刀者有阚稜、李嗣业、张兴等。史载阚稜“善用两刃刀，其长丈，名曰‘拍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2]。唐玄宗统治时期，唐军专门设置陌刀队，由善用陌刀的将领统率，在作战时以密集横排队形配置在阵前，充任冲锋陷阵的攻击部队。显然，这是对之前步兵进攻阵法的创新，并在实战中收到了奇效。长柯斧是一种对前代斧做了较大改进的新型长兵器，刃部加宽，比以前的斧更加锋利，具有更强的战斗性能。在长安香积寺之战中，唐军初战不利，阵形混乱。大将李嗣业手执陌刀“大呼奋击，当其刀者，人马俱碎，杀数十人”[3]，稳住了阵脚，而后趁安军争抢唐军遗弃辎重的机会实施反击，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4]，一举扭转了战场态势，击败了安禄山军，充分体现了陌刀、长柯斧巨大的实战效能。
唐代的弩有轻弩、强弩，尤其是强弩对作战胜负往往能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所谓“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5]。唐代的强弩以车弩最具代表性。车弩又称“绞车弩”，是从先秦时期的弩炮发展而来。弩炮大概出现于战国晚期，是一种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大型强弩，一次可发射多支箭，弩弓强劲，射程较远，常需多人或牲畜拉曳，引绳张弓。《墨子·备高临》所提到的“连弩之车”，《六韬》所提及的“绞车连弩”均应属于这一类远射兵器。唐代出现的车弩较之前代有了不小的改进，具有更大的威力。《通典》所载的车弩，是在绞车上安装一具张力为十二石的弩弓，可同时发射七支箭，射程达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陨，楼橹亦颠坠”[6]，所射中的城垒没有不崩溃的，足见其无比强大的威力。这一时期还有一种用黄杨、桑、柘等木料制成的木弩，弓长一丈二尺，“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7]，可以击败成队的士卒。具有强大威力的车弩被广泛运用于作战之中，尤其在攻守城的战斗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隋唐五代时期，抛石机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战场，在种类、形制、用途等方面都有了变化，不仅出现了车载式抛石机（唐人谓抛车），而且在野战、攻城战、守城战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显示了其独特的军事价值。隋末，李密率军进攻洛阳之前，“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云旝三百具，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炮’”[8]。唐初，抛石机的威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
率军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时，“
列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虏积木为楼，结
罔，不能拒”[9]。抛车在攻城战中产生了强大威力，顿挫了守军士气，为最终顺利攻下城池发挥了重要作用。唐代兵家还对先前使用的抛车进行了切合时宜的革新。李光弼在防守太原作战中，使用了一种需要二百人牵拉、可抛射巨石的新型擂石车，“石所及辄数十人死”[10]，一发巨石能够击毙对手数十人，敌军人数的十分之二三都是被抛射的飞石击毙、击伤的，由此可见擂石车的巨大杀伤力，极大地丰富了唐代守城战法。
其次是战船的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舰船制造业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在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嘉州（治今四川乐山）、饶州（治今江西鄱阳）等地设立造船场，而且在朝廷设立专司造船、水运等事务的水部郎中、舟楫署令等官职。这一时期的主要战舰有楼船、五牙船、斗舰、海鹘船、游艇等。隋代的造船技术已经远远超过前代。为准备灭陈之战，杨素奉命在永安（治今重庆奉节东）组织建造战船，其中最大型号的战船称为“五牙”，其形制“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11]。此外还有其他型号的战船，“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舴艋各有等差”[12]。隋文帝开皇八年（588），杨素率舟师沿长江顺流而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13]，其中出动的“黄龙”就达数千艘。唐代的造船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能够制造出形制和载重量更大的战船。荆南节度使成汭督造的“和州载”“齐山”“截海”“劈浪”，都是形制巨大的战舰，“每舰载甲士千人”[14]，唐代制造船舰的水平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战船上的配套装备及相关船具也得到了很大发展，钩镰、拍竿、舱面战棚和桨、帆、橹、舵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战船的航速和稳定性，增强了其机动性和攻防能力。隋唐五代造船技术的进步，为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江河作战及战法的创新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最后是火药的发明。火药之所以能够产生，与道家的炼丹有着密切的关联。炼丹家将硝石、硫黄作为药物用来炼制长生药，在炼制过程中逐渐深化了对硝石、硫黄药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唐代炼丹家创造了“伏火硫黄法”，将硫黄引入自供氧燃烧体系，为火药的发明提供了有利条件。其后的炼丹家进一步探索，提出了“伏火矾法”，把等量的硝石、硫黄、马兜铃粉均匀拌和，无须借助空气中的氧气也能迅猛燃烧，基本形成了火药的雏形。至迟在唐末，火药武器已经被运用于军事实践。唐哀帝天祐初年，郑璠“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15]，在攻打豫章城（治今江西南昌）时首次使用了火药。这是火药武器运用于战争实践的最早历史记载。
与先前朝代相较而言，隋唐五代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军队指挥和作战方式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战法的影响尤其显著。
众所周知，中原军队与北方游牧民族军队之间长期频繁的交战，占据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主要内容。为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的骑兵袭击，中原军队多采取以车制骑的战法，通过坚固的战车构筑防御阵形，以抗衡胡骑高速迅猛的冲击。至隋唐五代时期，工匠已经能够使用焖钢法冶炼优质钢材，并以此铸造兵器，使得兵器刃部更加锋利，极大地增强了格斗兵器的杀伤力。总体而言，该时期制造的钢铁兵器比之前更加精良，兵器的形制、韧性、锋利程度等都有了变化，杀伤性能得到较大提升；而车弩、擂石车的发明及其被大规模地运用于作战实践，则是隋唐五代抛射兵器的最大亮点。武器装备的发展对当时的战法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现以隋唐五代时期的几种较有代表性的冷兵器为例，深入探讨其对战法革新所产生的影响。
随着冷兵器的发展，至唐代前期，陌刀、长柯斧、槊等格斗兵器已被广泛运用于战场，在对抗骑兵的战争实践中收到了以奇制胜的效果。陌刀是唐军步兵作战的主要兵器，后来唐军还专门配置了陌刀队。李嗣业在长安香积寺之战中，对传统的以步击骑战法做了大胆的创新，命令步兵手持陌刀、长柯斧攻击对手骑兵，最终战胜了安禄山军队。在曳咥河之战中，苏定方率领步、骑兵1万余人对抗西突厥的10万骑兵，在众寡悬殊的态势下，采取以步遏骑的战法，命令步兵手持长槊保持防御阵形，抵御对手骑兵冲击。这一战法在实战中收效显著，唐军在成功抵御住了对手骑兵冲击后，适时实施反击，一举获胜。苏定方在此战中充分发挥了槊的优长，即槊头宽大且有锋利的两刃，杀伤力强，同时槊又是长柄兵器，特别适用于步兵抵抗冲击力强大的骑兵，以此极大地增强了步兵的抗御能力，也给以步遏骑战法充实了新鲜内容。强弩、抛车等抛射兵器也被成功运用于战场，在野战、攻守城作战中发挥了奇效，推动唐代战法进一步向前发展。郭子仪在野战中善用弓弩，先让唐军假装败退，诱敌追击，而后命令事先准备好的伏兵一齐发射弓弩，大败对手。在常山之战中，李光弼将强弩运用于守城战中，采取以弩遏骑的战法，以应对拥有优势兵力的强敌骑兵。他调集一千名弩手分为四队，在城墙上向城下轮番密集射击，最终击退了安军的进攻。在太原之战中，李光弼运用自创的新型擂石车重挫了对手，成功阻滞了安军的攻城行动，进一步丰富了唐军的守城战法。
以武器装备为核心的军事技术是从事一切军事活动的物质基础，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兵学理论变革的诸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军事技术的进步势必对兵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兵学的发展离不开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军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兵学的发展，表现在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战争指挥方式、战法、军队编制、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表明，包含武器装备在内的军事技术是促进兵学发展的原动力。唐代冷兵器的发展对该时期战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已为此做了有力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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