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使团博物学实作

1792—1794年的中英外交活动以失败而告终，乾隆帝用高傲的口吻回绝了乔治三世的所有请求。在博物学层面上，由于清政府对大使团的活动时间和路线进行了严格限制，他们未能取得班克斯所预期的成果。1793年l l月12日，老斯当东从杭州致信班克斯，这是大使团来到中国之后两人的第一次通信。老斯当东认为，这次旅行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丰富自己的见闻与知识，成果之少，不值得班克斯关注（Banks & Chambers，2011：171-172）。

按照清政府安排，大使团从北京沿着大运河南至杭州后，本应该乘船走海路到广州，但大使团的船运载量不够，约一半的人要走陆路去广州，使节成员正是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取得了一些成果。除在沿途或北京皇帝的花园中见到一些新事物外，大部分博物学知识和动植物标本是在从杭州到广州的内地之行过程中取得的。老斯当东给班克斯的那封信中提及了他们的几项新发现：

中国有一种鸟叫鸬鹚（pelican），渔民可以用它们捕获大量的鱼，我们很高兴认识并确定了它们的种……我从中国朋友那里获得了一些中国的茶树，它们生长于不同的地方，现在还无法确定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种……我在北京皇帝的花园里见到了睡莲（nemuphar，N ymphaea tetragona），植株冬天凋谢，次年重新生长。（Banks & Chambers，2011：171）

丝绸是中英两国贸易的另一项重要商品，每年东印度公司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丝绸制品，也为此付出了大量白银。为了缓解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英国同样想把丝绸生产引进到印度殖民地；但他们不知道桑树怎么种植，桑蚕怎么饲养，蚕茧怎么打开并织成优良的丝纱。清政府和商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严格限制丝绸技术向外传播，不允许大使团询问任何与丝绸有关的生产技术。但丝绸制品的高利润还是让大使团想尽一切办法来了解这项技术。老斯当东有幸在苏州弄到一些桑蚕卵，到达广州后他立即给班克斯邮寄回了英国，想让班克斯鉴定一下中国桑蚕的种类，因为他曾听桑伯格说过，中日两国的桑蚕与欧洲的桑蚕品种不同。在南京，老斯当东也获得了一些桑蚕卵，它们所产出的蚕茧可以制成著名的南京丝绸。老斯当东将这些样品转送到了印度殖民地，希望印度能够实现丝绸自主生产（Banks & Chambers，2011：186-187）。在游记中，老斯当东详细记述了桑树的栽培（包括栽种、灌溉、剪枝）和桑蚕饲养技术（如避免噪音，适当湿润）。另外，老斯当东还形象地记载了中国人是如何通过热水蒸煮蚕茧的技术来取得原料丝的（斯当东，2005：427-428）。即使这样，英国的桑蚕移植计划也没能成功。

纺织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锋产业，在英国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与纺织相关的染布技术能引起班克斯和其他一些化学家、博物学家的关注就不足为奇了。班克斯对中国的棉布上色工艺十分感兴趣，他希望大使团能够偷习中国的先进工艺，以增强英国的国家财富。1793年，在从北京赶往承德的道路旁，大使团发现了大片整齐匀称的蓼属植物。他们听随从的中国人说，把这种植物的叶子和靛青植物叶子一样浸化，也可以产生靛青一样的蓝色染料。另外，此地还种植了另一种植物，芽和嫩叶可以制出绿色染料。这让大使团感到非常敬佩，因为中国人根据世代相延的试验，总能找到植物的使用价值。更高明的是，如若此地不生长某种东西，当地人也可以找到替代品（斯当东，2005：315-316）。

大使团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很感兴趣。老斯当东的著作中描述了许多农业工具及多种农产品的种植方法，如播种、施肥、采摘等，甚至涉及后期加工。如杭州府附近的甘蔗制糖，“这里所见到的是生长了一年的甘蔗，粗细上下一致，节很长，大概比西印度群岛的甘蔗更富于汁液，这里每节甘蔗约六英寸长，西印度群岛的最长不过四英寸……甘蔗是成行种植的，根上需要堆相当多的土”“在中国，种蔗同制糖不属于同一事业，种蔗的人不榨糖。制糖的人带着简单制造工具到全国生产甘蔗的地方去就地制糖。这样简单的制糖方法，在西印度群岛的人看来太落后而不值一提”（斯当东，2005：448 449）。另外，著作还提及了各地茶叶的生产与制作，樟树及竹子的用途等。在工艺品制作方面，瓷器与瓷窑对他们来说是最神秘的，另外还有纸张的生产、画廊的施工等。

在植物标本采集方面，植物园工作者在北直隶省采集标本106种（斯当东，2005：313-314），热河至北京67种（斯当东，2005：365-366），山东、江南两省126种（斯当东，2005：435-436），江西、广东两省97种（斯当东，2005：478）。从其列表来看，这些植物绝大多数是野外常见品种，极少有尊贵的园艺植物。由此可以猜测，标本大多是旅行途中偶然所遇，他们在每个地方驻足时间都很短，加上清政府对活动范围的限制，大使团想要认识一些中国的高官或富商，从而进入他们的花园是比较困难的。

马戛尔尼使团回到英国之后，班克斯积极组织相关人等开始筹备本次航行的官方游记，准备编辑出版。1795年l月15日，他们聚于东印度公司总部，由内政大臣邓达斯宣读会议的主要内容，会上商讨了该项任务的可行性、操作方案以及其他一些具体事宜，比如插入多少图画，使用哪些标本。班克斯建议由老斯当东负责文字部分，尼克尔（Geroge Nicol）负责资金管理，巴罗（John Barrow）帮助身患痛风的班克斯选择图画。之后又经历多次协调修正，1797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Banks & Chambers，2011：250）。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书中所记述的博物学见闻得到了广泛传播，大大扩展了英国科学界对中国科学、技术与文化的认识。

1792—1794年中英两国外交活动中所发生的科学文化交流，主要由英国一方发起，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从方向看，英国属于信息或物质输入，而中国则是被动或者无意识的输出。这种形式与近代早期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时有些不同，更与清末“师夷长技”阶段有所不同；从参与的机构和人员来看，交流活动以大使团为中心，借助了“非正式帝国”或者说“非国家机构”，如东印度公司，甚至这次外交执行都是由东印度公司赞助的；从参与方式和内容来看，这一阶段的交流更加注重博物学的实作，而不是文本文化交流，内容主要是动植物标本及相关的信息收集，而不是数理实验科学。

当然，这样总结中英两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科学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与之相反的情况不会出现。而只是说，上面这些特点占据着主流。比如，大使团带来了象征着英国近代数理科学和工业文明成就的天象仪（planetarium），但乾隆帝将其视为“优良的玩具”，并认为使团对它的评价有些夸大其词（Schaffer，2006：238）。该时期的中国人会从双方交流中有选择地接收新知识，只是这种情况的发生范围和实际影响太小。

自邓肯兄弟每年从广州向英国寄送植物开始，在短短几十年间，班克斯为邱园引进了大量的植物，如18世纪初的优美花木——银杏、槐树、山茶、蜡梅、金边瑞香等，另外，温室中还种植着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植物（基尔帕特里克，2011：135-136）。在以班克斯为首的组织者的引导下，这一时期的英国博物学家对中国动植物的了解取得了明显进步，更重要的是，与詹姆斯·昆宁汉姆时期相比，班克斯已经可以将大量的植物栽种在邱园等英国的植物园里，而不仅仅是靠绘图和采集标本来认识植物了。

【注释】

[1]早期中西交往活动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来完成的，如万历年间意大利的利玛窦、庞迪我，崇祯年间的卫匡国、葡萄牙的安文思，清朝初期法国传教士李明。除此之外，还有大量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而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大规模进入中国则是19世纪之后的事了。而在贸易方面，葡萄牙人最先到达中国，并在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这一时期占据了中西贸易的主导地位。从1517年以后的一个世纪以上到中国来的欧洲商船都是葡萄牙人，而他们的语言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沿海的通用语。(www.xing528.com)

[2]“七年战争”是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一次决定性战争，英军主要在北美、印度和海上作战。1763年，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战争以英国大胜结束。从此，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英帝国初具雏形，英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国家。

[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

[4]门多萨（1540—1617），西班牙传教士。1581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派出使团前往中国，门多萨亦是成员之一，他们准备经菲律宾到达中国，但最终失败而归。门多萨并未亲临中国，也不懂汉语，之所以能写出一部影响广泛的史著，是由于他充分利用了同时代人有关中国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他的著作很快被翻译为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和荷兰文。

[5]昆宁汉姆在中国期间与贝迪瓦互有通信。贝迪瓦通过阅读耶稣会士游记，摘录出大量感兴趣的植物列成名单交予昆宁汉姆。贝迪瓦不仅对花中之王牡丹感兴趣，还对一些普通的草本，如灯芯草、苔藓、蕨类等普通植物关爱有加。另外，贝迪瓦还曾指导昆宁汉姆如何有效地采集、标记与制作标本（基尔帕特里克，2011：50）。

[6]对Whang Tong的身份、所参与活动，以及英国人对其态度的考证，请参考程美宝教授（2003）.“Whang Tong”的故事：在域外捡拾普通人的历史.史林，2：106-116.

[7]信中的Wanghee和Wangee应是同一种植物黄竹（Dendrocalamus membranceus Munro）。笔者并未见到书信原件，因此并不知道是书信编辑者的错误，还是原始书信中就出现了这两个不同的单词。

[8]未查到该地具体指哪里，但从邓肯所列举的几个地方来看，应该是东南亚的某个地区。

[9]从这句话来看，邓肯所建立的这些联络人应该是散居于东南亚地区的传教士，他们受北京地区传教士的领导。邓肯不知道采取了什么手段，能够让这些传教士听从自己安排。

[10]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11]班克斯将科学分为两种：实用科学（useful science）和观赏性科学（ornamental science）。前者能带来实际的利益，而后者，相当于后来所说的理论科学（pure science），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巨大作用。比如，班克斯立志将邱园建设成世界范围内保有植物种类最多的花园，就是为了展现大英帝国的实力和帝国威慑作用，以此可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虽然他心里清楚，有些植物只具有“观赏性”作用。

[12]这儿一共提到了三本书，第一本Kaempfers Amanitates Exotice，作者肯普弗是德国旅行家，艺术家，精于远东文化和博物学研究。1690—1692年随荷兰东印度公司访问日本，1712年出版该著作。第二本Icones Kampferiane，是班克斯根据肯普弗的著作，编辑出版的图画简装本。第三本Thunberg Flora Japonica，作者桑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博物学家、旅行家，曾在日本和好望角采集植物，他是林奈最优秀的门生之一，皇家学会会员。访问英国期间与班克斯结下深厚友谊。肯普弗与桑伯格的著作都是在日本游历期间写成，班克斯希望大使团能在离日本不远的中国找到它们，以便进一步研究。

[13]班克斯所给出的这些植物名称中，有些已经被新的名称取代，有些可能出现拼写错误，难以查询。翻译工作得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科学院刘夙老师的帮助，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