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中英博物学网络

中国也许是班克斯帝国博物学网络中最薄弱的一环了。这位对北美、太平洋以及冰岛进行过亲自考察，对非洲内陆和北极附近科学考察进行过筹划和资助的大博物学家，却对中国的博物学探索没有什么办法。受时代技术和国家间关系的阻碍，他不可能随心所欲地亲赴中国进行他的植物学伟业。但班克斯通过自己与东印度公司总部的联系以及个人的学术魅力，让一些远在广东和香港地区的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搜集动植物和相关信息。

这一时期在华的英国商人，主要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和一些跑单帮的商人组成。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华人数相比，英国占有明显的优势。随着18世纪两国贸易的增多，东印度公司逐渐有了更多接触中国的机会，他们安排固定的工作人员驻扎广州，这样就有更多机会与当地人进行长期合作与交往了。而且公司拥有往返于两地的船只，这为两国的交流奠定了基础。班克斯通过与这些工作人员的通信，指挥居住在广东、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开展了大量的博物学探索和收集活动。虽然与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博物学家对中国动植物的考察相比，这一时期在规模和成效上都难以企及，但通过班克斯等人的不懈努力，他们依旧收集到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和图画，增加了当时英国乃至欧洲人对中国动植物的认识，在英国当时的博物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班克斯在中国的联络人包含了大量驻广东的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这为考察班克斯帝国博物学网络在中国的分支提供了翔实的一阶资料。

从已出版的这些信件来看，邓肯兄弟是最早从广东为班克斯收集植物的东印度公司商人，他们为班克斯了解中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1784年l月18日，约翰·邓肯从广东致信班克斯：

布雷德肖是（东印度公司）驻中国的大班（president），他已经辞职，乘坐公司的拉塞尔斯号（Lascelles）返回英国。旅居中国期间，他花费巨额资金来收集中国的博物画——鸟类绘画、植物绘画、矿物绘画。布雷德肖迫切希望我能向您引荐他，这样他就有机会将部分收藏品呈贡给您。我冒昧地猜测他的动机：希望这些东西会对公众有用，也希望您能借此认可他。

船长是威尔逊，之前曾是羚羊号（Antelope）的指挥者。我委托他带给您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着贝壳、玉兰和黄竹（Wanghee），希望您收到时还能完好。布雷德肖先生给您寄去了一个黄竹（Wangee）^[7]标本，一株玉兰，一个装有鸟儿和茶树种子的小盒子。我还让我的代理人卡恩斯（Thomas Cairns），通过拉塞尔斯号给您的夫人捎去两盒茶。

我还想通过沃尔波尔号（Walpole）送给您另外一个箱子，里面装着鸟儿和存于瓶中的鱼。这些都是在澳门收集到的。如果您想要来自Zeloan^[8]、巴达维亚、马六甲、明古鲁、果阿、代利杰里等地区的资源也可以，因为我在那里有联络人，能收集到当地的东西。我现在跟身处北京的耶稣会士一样，与那些联络人^[9]交流起来没有任何困难，也有权力命令他们。我通过诺森伯兰号运回了鸟儿、亚麻种子等。这个国家种植亚麻，这是其特殊之处，我将介绍随附下一艘船。（Banks & Chambers，2009：55-56）

从约翰·邓肯写信的语气来看，他应该早就认识班克斯了。问题是，约翰·邓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医师，为什么如此尽心地为班克斯开展博物学工作呢？这封信的最后一段给出了某些提示。约翰·邓肯告诉班克斯，自己到达中国后才知道，医师的薪水现在完全由公司的货监来决定。约翰·邓肯一定是想改变自己的待遇，但又觉得自己人微言轻，不足以引起东印度公司高层的重视。于是便找到了班克斯这位跟公司高层联系密切，为公司提供政策支持的智囊团成员。他委托布雷德肖带给班克斯一封信，向班克斯解释自己的境遇，请求班克斯向东印度公司总部反映自己的生活状况，帮忙提高薪水。这是关系他待遇的重要问题，因此，约翰·邓肯第二天又给班克斯写了一封信，几乎是将自己的请求又强调了一遍（Banks & Chambers，2009：56-57）。而上面提到的送给班克斯的博物学类物品，算是投其所好，送给班克斯的“见面礼”。

作为报酬，班克斯还真帮助约翰·邓肯谋得了年薪上调200英镑的待遇。1786年12月l日，约翰·邓肯写信感谢了班克斯的帮助，并保证说，自己一定竭尽全力寻找班克斯给他的名单上罗列的植物，并小心翼翼地托人带回欧洲（Banks & Chambers，2009：140-141）。实际上，约翰·邓肯也确实言出必行，不惜花费自己的财产，不断为班克斯送去一些中国的新奇物种，如红花睡莲（Red Water Lilly）、白花睡莲（White Water Lilly）（Banks & Chambers，2009：146）、牡丹（Mou Tan）等（Banks & Chambers，2009：176-177）。据约翰·邓肯信中说，这株牡丹是从一个中国商人那里购买来的，中国人极其热爱和尊重这种花卉，在市场上很难买到。

亚历山大·邓肯从1788年开始，也为班克斯收集中国博物学资源。在当年2月l日给班克斯的第一封信中，亚历山大·邓肯告诉班克斯，自己已经将两株玉兰及其他一些物品交给狄克逊船长了，希望他能完好地送达目的地。另外，自己还会继续关注睡莲以及中国用麻制作衣服的方法，能与班克斯爵士通信是自己莫大的荣幸（Banks & Chambers，2009：291）。其实与哥哥约翰·邓肯的情况类似，亚历山大·邓肯也是在工作上有求于班克斯，他想获得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医师职位，所以才为班克斯尽心服务。

1788年6月24日，班克斯给东印度公司莫顿写信，完整地说明了自己与亚历山大·邓肯之间的“交易”。班克斯跟莫顿陈述道，约翰·邓肯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决定辞职回家，公司的货监也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约翰·邓肯在中国工作期间，是自己最有价值的通讯员，收集到大量有趣的植物，有一些已经种植在了国王的邱园里，同时他还传递回大量有用的信息。现在，他的弟弟正在广东，班克斯希望主席能够批准，让亚历山大·邓肯接替哥哥的职位，继续为博物学事业做贡献（Banks & Chambers，2009：309）。

班克斯又一次成功了，他为亚历山大·邓肯谋得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医师的职位。这样，亚历山大·邓肯就可以接替兄长，在广东继续从事这项薪水还不错的工作了。同时，他也要接替约翰·邓肯，正式为班克斯的博物学理想而勤奋工作。1789年12月12日，亚历山大·邓肯给班克斯的书信，算是两人交易正式达成的一个标志。亚历山大·邓肯首先表达了对班克斯的感激之情，同时他表示，自己会不负重托，接过兄长的博物学工作。信的第二段还提到，他已经委托商船送回一些菱角（Lin-ko，书信中所用汉字为“夌角”）和猪笼草（Tsu-lung-tsow，书信中所用汉字为繁体字“猪籠草”），并详细介绍了它们的特点和生存习性。书信的第三段，亚历山大·邓肯提到了一本关于中国植物的书，说他已经问过几乎全广东有文化的人了，仍然不知道第38页所写的植物是什么。这本书应该是1791年，班克斯从英国博物馆翻印的肯普弗的49幅插图，并附上图恩伯格著作中的相应文字，书名为《肯普弗精选植物图谱》（Icones Kampperiane）。著作清晰地罗列着一些相对重要的植物，还首次展示了中国的秋海棠、玉簪和玉兰的图画（基尔帕特里克，2011：127）亚历山大·邓肯会照着那本书来为班克斯收集植物。

但邓肯兄弟并不是职业博物学家，一方面，他们没有受过相应的博物学教育，在辨识和描述新植物方面有明显的缺陷；另一方面，他们都有正式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为班克斯收集动植物资源。因此，虽然他们都尽心竭力，但收集到的植物数量依旧不能令班克斯满意。在与东印度公司管理人员通信时，班克斯建议，应当在中国采集有用植物，移植到西印度群岛，而这项工作需要两名受过职业训练的采集员。国王和东印度公司领导层接受了班克斯的建议，同意每年资助克尔100英镑，并让克尔与邱园植物采集者兰斯（David Lance）一起，跟随1803年马戛尔尼的外交使团去往中国。因为国王相信，派他们两位去往中国，将会促进英国植物学和农业的发展（转引自Snyder，1994：98-99）。(www.xing528.com)

克尔临行前，班克斯给了他一些嘱托。班克斯说，既然国王已经任命他为异域采集员，他就应该努力，这样才有机会取得更大进步。到达中国后，克尔要寻求兰斯的庇护，掌握当地人栽培植物的方法，并经常与邱园的主管艾顿交流。班克斯还嘱托克尔，要特别注意能产生纤维的植物（应当主要指中国的麻），以及其他能栽培的经济作物。另外，班克斯还提到，兰斯那里有一本中国植物绘画，可以帮助他们搜寻和辨识植物。最后，班克斯还送给他们格鲁贤《中国概述》的选摘本（Banks & Dawson，1958：486）。虽然在中国期间遭遇到各种困难（范发迪，2011：18；30），克尔还是为班克斯和邱园收集到不少新植物，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备受欢迎的植物，如“卷丹（Lilium tigrinum）、木香花（Rosa banksiae）、日本百合（Lilium japonicum）、马醉木（Pieris japonica）、秋海棠（Begonia evansiana）等”（Lyte，1980：174）。因此1812年，克尔离开中国后，班克斯安排他担任了锡兰^[10]植物园的园长。

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人数较18世纪末增长了近一倍。小时候曾随马戛尔尼爵士面见过乾隆皇帝的英国汉学开山鼻祖小斯当东来到了广东。他出身良好，精通自然科学。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小斯当东与同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许多绅士一样，也热爱博物学。范发迪的著作中写道，“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父亲的一个朋友看到他每天手里都拿着一本林奈的分类学著作和一本邱园植物志，而且经常到花园研究植物（范发迪，2011：13）。另外，班克斯与小斯当东的父亲曾是很好的朋友，因此，班克斯很自然地想到邀请这位后辈帮忙。1805年4月12日，班克斯致信身在广州的小斯当东，想请他帮忙照顾邱园派出去的采集员克尔。同时，班克斯还提及了自己的夫人，说她整日魂牵梦绕，希望能得到古老、奇特、异乎寻常或者中世纪时期的瓷器，哪怕是一片也好（Banks & Dawson，1958：784）。虽然给班克斯夫人寄去了瓷器，但受制于工作和他们的生存环境，小斯当东在保护克尔和帮助班克斯获取博物学资源、信息方面却没起到多大作用。

后来，有两名皇家学会会员来到了广东。一位是传教士马礼逊，一位是东印度公司茶师里夫斯。马礼逊似乎更醉心于研究中国古代医学，他“收集了800多卷中国医药著作，又从药房搜集各类药材，还访问了多位中医，打算对中国医学和药材做一番研究”（范发迪，2011：15）。他跟班克斯的直接来往很少，但1824年3月24日里夫斯寄给班克斯的书信中提到了马礼逊的医学工作。里夫斯还说，马礼逊的工作让他可以精选出很多标本，如贝壳、矿物、种子，以便寄回英国。另外还有一大包来自马尼拉和中国两地的种子，大部分都已经被命名了，还有一小部分请布朗先生确定（Banks & Dawson，1958：696）。

相比马礼逊，里夫斯与班克斯的书信要明显多很多。在道森的《班克斯书信集》中，1812—1821年间，里夫斯寄给班克斯12封信，并且在首次通信时就告诉班克斯，自己已经随信寄去了茶树。大抵是与他的茶师身份有关，里夫斯总是能给班克斯及其夫人送去不同品种的茶叶，也能寄给班克斯茶树及其中国种茶、制茶的方法（Banks & Dawson，1958：695-696）。里夫斯在博物学方面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雇用广州当地画家所制作的动植物绘画了。这些绘画大部分寄给了皇家园艺学会，也有一些直接寄给了班克斯，为班克斯等欧洲博物学家认识中国的动植物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里夫斯的这些绘画都藏在英国的自然博物馆，与班克斯探险期间制作的绘画存在一起。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表明，里夫斯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帮助班克斯完成他的博物学事业。班克斯在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毕竟在那个茶叶贸易如火如荼的年代，茶师的地位和收入都是令人嫉妒的，虽然目前无求于班克斯，但讨得他欢喜至少不是坏事。但这又不足以说明里夫斯博物学活动的动机，毕竟成百上千幅图画的制作和邮寄是件劳心费神又消耗资金的事，没有足够的兴趣是难以完成的。而且里夫斯的图画大部分寄给了皇家园艺学会，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给班克斯的。里夫斯还与马礼逊一起研究中国医药学中的博物学知识，这些都说明，里夫斯可能本身就对博物学具有浓厚兴趣。

另外，从中国传回英国的博物学资料和材料，也有许多被转向了班克斯，或者听从班克斯的安排流向他处。1784年7月15日林德给班克斯的书信中，就提到了从中国传给他的物品：

上周六我收到了两箱亚麻种子和相关资料，第二天晚上又受您恩惠告知我通过谁来转到温莎。我也乐于知道l号箱子滞留的原因，我猜想是那些从中国到英国的船员们存留或者丢失了。

现在我收到它们了，我必须请求您的帮助，这些亚麻种子要分配到哪里去呢？据我所知，这些品种优良的亚麻种子是皇家技艺促进会附加了保险费用的，可能要被引入英国来。菲利普·米勒在他的《园丁词典》中说，林肯郡的沼泽地里生长着大量的亚麻，如果真是这样，送给他们一些来尝试育植将是非常值得的。

这两箱物品中的一部分要送给斯韦迪亚博士，一部分送给伯格曼去分析。我希望您告诉我，这些博物学资源中的哪些种子和珍藏是给我的，我希望您总是能掌控它们，总是知道如何处理他们，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的普遍好处。（Banks & Chambers，2007b：503）

除依靠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工作人员和派驻职业采集员两种主要途径外，班克斯还几次利用大使团出使中国的机会，让随行博物学家或工作人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习中国的园艺、农耕、制茶、造瓷等技术，并收集一些重要经济植物的种子或植株，为增强英国财富服务。外交使团来华时可以深入内陆，这是班克斯最看重的一点，因此，无论是1792—1794年马戛尔尼大使团出访中国，还是阿美士德大使团1816年访华，都受到了班克斯的高度重视。下面将以马戛尔尼大使团访问中国为例，考察班克斯在这次外交活动前后所筹划的博物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