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交往史上，英国与中国的常规交流和商业贸易要远远落后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等欧洲传统强国[1]。但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海上力量的不断壮大和“七年战争”的胜利，英国赶上并超越了其他海上列强[2]。1757年，清政府实行海禁，改变了原先对西方的海外贸易政策，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3]。自此至鸦片战争，广州成了英国人通往中国的唯一大门（范发迪，2011：7）。在广州这个繁华的商业中心和全球性的贸易基地，远到而来的贸易客与参与贸易的当地人，甚或与广州的普通民众都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涉及经济、政治、贸易，也涉及美学、艺术、科学、技术等跨文化遭遇。
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早已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更是已经发表100年。但此时，中英之间的科技交流主要集中于博物学，很少涉及数理成就，科学史家恰恰忽略了它。博物学在当时欧洲社会蓬勃发展，蔚成风气；同时因为它与欧洲海洋贸易、帝国主义扩张之间具有多角互动关系（范发迪，2011，中文版序：5），因此备受关注。另外，英国科学研究者认为，本国数理科学成就已经达到顶峰，没有必要从中国借鉴和学习；而中国先进的博物学知识和丰富的物种资源，倒是令欧洲人神往。(www.xing528.com)
在这一时期参与中英博物学交流的工作人员当中，班克斯无疑是最重要也是地位最高的人物。对他以及当时英国的其他博物学家来说，中国是一块不可触及的神秘之地。他们一方面从早先传教士的描述里了解到，这个古老又富有的东方文明之国藏有丰富的博物学资源，拥有先进的科技成就；另一方面受制于中国的闭关政策，难以派人去做田野工作。因此，他们只能零星地听到一些关于中国的信息，更别说得到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了。随着18世纪两国贸易的增多，东印度公司逐渐有了更多接触中国的机会，公司安排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驻扎广州。这些工作人员在与当地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博物学知识，见到了许多的珍稀物种和中国特有产品，包括动植物标本、活株、瓷器、丝绸和茶叶等。公司拥有往返于两地的船只，这为两国的交流提供了前提和便利。班克斯利用自己在博物学界令人尊敬的地位，并借助自己在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建立起一套中英交往系统，为他的帝国博物学研究完成最后的拼图。
要了解这一时期班克斯如何与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合作，如何认识和开发中国的博物学资源，首先必须知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段时期内，英国人远涉重洋来华的目的和意图，以及他们是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的。范发迪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为研究班克斯探索中国的活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而本章的研究重点与之相异，侧重于大英帝国所主导的中英博物学交流的上游，即回答班克斯如何调配这些在华的博物学家为之服务，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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