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实作成果

帝国博物学借助对动植物自然和社会双重空间的利用，主要在理论构建和利益追逐两个层面消解着传统博物学或阿卡狄亚博物学所强调的物种的“地方性”。这种空间“普遍性”的寻求借助现实的政府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新配置动植物的生存语境，从而引发了新旧大陆之间原先处于相对闭合状态的生态系统的相互开放，进而使得地区范围的生态问题走向全球化。准确地说，在帝国殖民政府和博物学家的共同作用下，原先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联系在了一起。

克罗斯比将植物移植、动物交换与社会事件、殖民活动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克罗斯比，2010，30周年版前言：ivv）。他在《生态扩张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一书中，率先严肃而认真地考察了帝国扩张与全球生态的紧密联系。他将焦点转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并主张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之所以能独霸世界，主要是因为背后存在这种系统而又不对称的生物交换。准确地说，克罗斯比在物种扩张的生态逻辑与帝国扩张的政治经济逻辑之间，发现了彼此共存互惠的二元故事。在这个新的历史图景中，帝国博物学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作为中介，将博物学知识与国家权力、商业利益结合起来。

除两个层面的现实活动外，帝国博物学进路暗含的乐观、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主义”思想也对生态全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那个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浪潮迭起的年代，文艺复兴所唤起的人的地位的初步提升，早已发展成启蒙运动时期高扬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当时几乎每个人都相信，上帝要使整个世界，当然最重要的是使人，过上现世的幸福生活；而幸福在这个阶段如果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物质上的舒适。林奈学派尤班克（Thomas Ewbank）的《世界是个大工厂》（The World a Workshop），使全球范围内自然服从人类需要和理性的帝国传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沃斯特，2007：76-77）。

在自然观方面，机械论基于这样的逻辑，即这个世界的自然规律是上帝加在造物主之上的，表现为数学法则的稳定性和同一性。世界的运动是质料和外在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质料是微粒的、被动的和惰性的，力则是外在于质料的。正是因为机械论者把自然看作由被动质料构成的，看作死的，所以这种哲学观就微妙地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和控制（麦茜特，1999：113-114）。也就是说，既然动物、植物、矿物资源是没有理性的物质，是没有内在要求或智慧的粒子聚合物，那么对其不加限制的开发利用就不是不道德的了，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这种哲学观点很快便与追求世俗利益的功利主义紧密结合起来（沃斯特，2007：62-67）。

弗朗西斯·培根首次真正将科学知识与帝国活动联系起来，并全面提出人类负有统治自然和开发自然义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这无疑奠定了大英帝国博物学在接下来两个世纪的基调，也构建起了人类利用知识开发利用自然的基本科学模式。而培根的追随者也与他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了科学知识、商业贸易、殖民扩张与统治自然之间的关系。罗伯特（Lewis Robert）在他的《贸易的财富，或国外贸易的谈话》（Treasure of Traffike，or a Discourse of Foreign Trade）中，对全球范围内地球母亲的未开发状态感到痛惜。（麦茜特，1999：205）

兴起于16世纪的机械主义自然观，成为之后两个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这种机械主义的乌托邦把自然界喻为无生命的机械，认为植物、动物包括人都可还原为原子一样的粒子。在机械世界里，秩序被重新定义为在理性决定的规律的系统中每一部分行为的可预见性，而力量就出自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主动和直接的干预（麦茜特，1999：205）。如此一来，传统博物学所强调的物种的地方性、价值性、文化性等空间性特征就被剥离了，或者变成次等重要因素。这种思潮孕育了帝国博物学，至少可以说它构成了追求普遍性知识和世俗经济利益的帝国博物学的思想前提。由此，帝国博物学所承载着的机械主义自然观也就构成了推动生态问题全球化的思想渊源之一。

强调帝国博物学空间特征对全球生态的影响，并不是要将其指责为全球生态破坏和环境退化的唯一或最主要因素。只是帝国博物学家作为近代科学共同体的一部分，在与殖民政府和商贸公司共生互惠的扩张历程中，强有力地加速了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同时，在时间尺度上，既然帝国博物学家的活动深受资本驱使，那么他们考虑问题的时间范围就不会是环境主义者所坚持的那种，必然是选取关于资源开采的最优时空视野（哈维，2010：261）。即在相对短期的时间里，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谨慎地考虑有责任给后代留下不被破坏的自然。剑桥大学著名环境史家格罗夫（Richard Grove）在对近代三大殖民岛屿和印度殖民地生态环境的起源、后果进行详细考察后，揭示出了导致生态问题在全球兴起的殖民地原因和资本原因。（Grove，1995：474）

【注释】

[1]詹姆斯·安德森（1738—1809），医师、园艺学家。曾担任东印度公司随船医师，1786年当选印度马德拉斯市医学委员会主席。从1770年开始，安德森就开始尝试引进各种有价值的动植物，比如他在马德拉斯种植了大量欧洲桑树，希望在当地建立起丝绸业，他还引种苹果树、棉花、甘蔗等有价值的物种。

[2]梅登（Joseph Maiden）著作的名称就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澳大利亚之父》（Sir Joseph Banks：The Father of Australia）。

[3]因为荷兰船只最早发现这里，因此澳大利亚被命名为“新荷兰”。

[4]班克斯一直对澳大利亚事物保持着密切关注。他与新南威尔士的首任统治者菲利普关系密切，仅在1787、1788两年间就有通信往来近十次，内容多涉及博物学。另外，班克斯还利用往返两地的船员，为他提供和运输澳大利亚的动植物资源，如著名航海家弗林达斯。(www.xing528.com)

[5]约翰·金（1759—1830），英国人，政府官员。从1791年起在内政部工作，1794年开始掌管移民事务等，并使得该机构成为反革命大本营。后来，金还在财政部和军队工作过。

[6]约翰·亨特（1737—1821），英国人，新南威尔士总督。亨特从小跟随父亲在海上航行，阿伯丁大学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从事航海事业。1786年作为天狼星号（Sirius）的上校舰长和第二舰长，跟随亚瑟·菲利浦开往澳大利亚，在那里带领着远道而来的英国重刑犯成功开辟了殖民地。1793年接替菲利普，成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励精图治，企图改变当地的“原始”状况。

[7]该学会全称为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位于伦敦，成立于1754年，是一个跨学科学术机构，它的宗旨是“鼓励创业，增进科学，精进技艺，提高制造业，扩大商业”，并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是它的会员。

[8]莫里斯（1727—1789），出生于英国地主之家，家庭富裕。到中年时，由于自己的赌博活动，加上商业、政治的失败，使他决心前往在加勒比海安提瓜（Antigua）的地产，后来他成为圣·文森特岛的总督。

[9]莫顿（？—1792），1783年开始任职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秘书。

[10]福斯特（1740—1828），政治家，农业改革家。

[11]杜赫德（1674—1743），法国耶稣会士，精于中国研究。虽从未到过中国，但依旧在阅读和借鉴17位耶稣会传教士的日记和报道的基础上，编纂了百科全书《描绘中国》（Description De La Chine）。

[12]指格鲁贤编纂的《中国概述》。

[13]巴哈尔，印度东部的一个省；朗布尔，指现代英语中的Rangpur，孟加拉国北部的一个地区；科赫比哈尔，指现代英语中的Koch Bihar，位于印度境内的孟加拉邦地区。

[14]老斯当东（1737—1801），医师，外交家，皇家学会会员。为与其儿子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相区分，一般称其为老斯当东。

[15]詹姆斯·丁威迪（1746—1815），科学家，精通数学、天文学及博物学。1792年随马戛尔尼出使北京，负责管理天象仪，进行天文观测和植物标本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