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树移植计划及英国茶叶移植事项

从16、17世纪开始，随着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和贸易往来的增多，中国的一些自然作物开始进入西方世界，并日益成为重要的贸易产品。特别是一些珍贵的药用植物，如人参、大黄、大麻等激起了西方博物学家的浓厚兴趣（Métailié，1994：157）。其中，茶作为一种有争议的治疗药物、一种饮品，因其重要的经济价值，更是直接地吸引了西方政治家、商人和博物学家的密切关注。1637年，韦德尔（John Weddell）率领一支由六艘轮船组成的船队到达广州，企图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活动。随船商人芒迪在旅行记录中写道：“有一种名为‘茶’的饮料，是用某种药草煮出来的水，需趁热喝，据说它对健康有益。”基尔帕特里克描述说，如此来看，芒迪应该是品茶的第一位英国人了。20年后，茶就到了英国，出现在伦敦各咖啡厅中。1660年开始，饮茶迅速成了时尚人群的新宠，茶叶需求量逐步增大（基尔帕特里克，2011：39）。

英国是近代中西贸易的大国，东印度公司很早就开始了小规模的茶叶进口。“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这应该是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58年9月，英国报纸刊登了茶叶介绍，茶叶处于试销阶段，售价60先令l磅。”（郭卫东，2009）从当时货币的购买力和工资水平看，这无疑是相当昂贵的。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衣食月消费大约20先令，而一位中等纺织工人月收入也不过80先令左右。加之当时进口量小，茶叶基本是王公大臣享用的奢侈品。

也有一段时间，茶叶进口量增多，但销量却很差，于是价格大幅下降，甚至低于所需上交的茶叶税。几经反复，从17世纪末开始，茶叶终于魔幻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从此以后，除个别年份外（1705年），英国年进口茶叶均在万磅以上。茶叶的平民消费时代真正到来了！此后的100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了400倍。”（郭卫东，2009）根据郭卫东的论述，大约从18世纪20年代起，丝绸在中英贸易中的领先地位受到了茶叶的挑战，茶叶逐渐取代丝绸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长期以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中英贸易的唯一中介。1722年，在其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有56%的份额，而1761年更是高达92%，从此茶叶的进口量超过了丝绸。到18世纪80年代，中英每年的茶叶贸易额可达130万英镑，并因此向中国输出价值70万英镑的白银，国民茶叶消费的支出不低于300万英镑（Banks & Chambers，2009：300）。东印度公司甚至将丝绸、瓷器等贸易转让给一些私人去经营，公司则集中经营茶叶。

茶叶在英国备受欢迎，使得中英两国之间茶叶贸易额不断增大，大英帝国对清朝贸易逆差也持续增大。加之当时的贸易大多是通过真金白银等硬通货来完成的，大量的贵金属流入大清王朝。此时的茶叶不仅仅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它深刻地影响着当时大英帝国的政治决策、经济运行和国民的生活方式。1773年，英国颁布《茶叶法案》（Tea Act of 1773），引起了波士顿骚动，愤怒的殖民地民众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倾倒在海湾中，美国独立战争从茶叶事件开始正式爆发。茶叶的重要性使得英国王室、政府、商业机构、学术团体等开始关注茶叶的移植栽培与采摘制作。

1）公认的权威，充足的知识储备

布鲁索内（Pierre Broussonet）是法国博物学家，曾担任皇家农业学会（Royal Agricultural Society）的秘书。1785年l月，他致信班克斯，提出了把中国茶树移植到法国东南部科西嘉岛（Corsica）的计划，并向其寻求意见。同年4月布鲁索内收到了班克斯的回信，并附赠了两大包裹的茶树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班克斯在当时欧洲博物学界的巨大威望；同时也可以看出，班克斯掌控了一个势力庞大的运作机制，使其能够顺利操控和调度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资和人力（Banks et al，1994：158）。这次活动对班克斯的震动很大，英法两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全方位竞争让他时刻警惕着，至少在他管辖和擅长的领域不能落后于对手，何况是茶叶这种中西贸易的重要商品。

班克斯把茶树移植和自主生产看作一个“极其令人向往的计划”，并为此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他从肯普弗《异域采风记》中选择了一些图画并将其出版。肯普弗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茶树生长在日本东京附近，北纬35°左右；茶树喜好温和的气候，以此来看，意大利和西西里岛是欧洲最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

班克斯虽然信赖肯普弗，但毕竟中国茶叶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在许多方面都不符合肯普弗的记述与推测。而且到了18世纪下半叶，中国茶早已被公认为优于日本。因此，要对中国茶树进行移植，就需更准确地了解中国茶树的种植情况。此时，班克斯查询到了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1]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描绘中国》。该书虽是杜赫德依据别人记载编辑而成，但原初作者多游历过中国，材料真实性和实用性比较高。从这本书中，班克斯认识了不同种类的茶叶分布：

安徽松萝山大致处于北纬30°，气候适宜绿茶生长；福建武夷山北纬27°左右，以红茶而闻名；北纬23°的云南某些地区，产一种味道怪异的茶，当地人将其制为饼状，还有广东、海南等。（Banks & Chambers，2000：114-115）

班克斯注意到，中国茶树的主要种植区域纬度要远远低于日本东京的纬度；同样是北纬35°，中国茶树分布相当稀少。由此班克斯更加确信，茶树生长需要温和的气候，并猜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盖由日本的海岛气候所致（Banks & Chambers，2000：114）。由此可见，时代为这些帝国博物学家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和条件；而班克斯本人，由于其卓越的博物学知识储备、宽广的见闻，以及背后所拥有的政治、商业支持，自然地成为这次茶树移植政策的设计者和行动的指导者。

2）英国茶树移植计划的缘起与早期准备

1788年，英国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霍克斯伯里致信班克斯，咨询有关茶叶移植事项。以下是班克斯根据霍克斯伯里书信所作的备忘录：

如果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和正确的理论支撑，是否有可能在英国的东印度或者西印度殖民地种植茶树、生产茶叶，以部分地供应英国的茶叶消费，而不是完全依靠从中国进口呢？

孟加拉的巴特那（Patna）与中国生产最好茶叶的省纬度相同。牙买加的维度也与之相近。

我们每年从中国进口茶叶的费用是1200000～1300000英镑，为此，每年需要向中国输出600000～700000英镑的白银。

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商那里收到2300000英镑的茶叶，而消费者花在上面的约为3000000英镑。

根本不可能阻止茶叶的消费，而且消费量可能会进一步增长。除了大英帝国范围内的消费茶叶，整个欧洲的茶叶消费量也在逐年上涨。美国也派遣船只到中国购买这种商品。如果我们不能进口足够本国消费的茶叶，那就只能依靠外国公司去进口，并走私进我们的国家。

既然我们不能阻止消费，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生产茶叶，但这种尝试接连失败。我们现在在自己的殖民地里可以生产大量的糖和咖啡了，以前也是靠从亚洲进口。咖啡树的移植也就是近些年的事。

霍克斯伯里晚年开始思考这件事，希望从班克斯这里获得一些实用建议。（Banks & Chambers，2009：299-300）

班克斯同年给霍克斯伯里回过两封信，这些通信意义重大。霍克斯伯里贸易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反映了茶叶贸易在当时中英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表明了此次活动的级别之高，英国开始从政府层面考虑茶树的移植。

其实在此之前，基德就曾在自家的小花园中栽培过茶树。他喜好植物收集与栽种，为圣文森岛植物园和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积极出谋划策，并运作植物移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基德十分渴望能为这些植物园筹集到一批经济作物，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茶树，而此任务只有来自中国广东的东印度公司商船能做得到，但他几经努力未果。于是，基德便致信东印度公司的伦敦总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并抱怨在广东的工作人员行动拖沓。东印度公司将基德的信件转交给了再次身患痛风的顾问班克斯，向他寻求意见与计划的可行性。1788年12月，班克斯致信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

我很高兴地发现，东印度公司成了茶叶事务上的主管部门，这似乎更便于我在贵公司殖民地周边尝试引种和制作该商品。东印度公司也同意了我建议的模式，即将茶树及善于种植茶树的茶农和精于加工茶叶的工人一起，引进到殖民地。这种方式可能会比截至目前所有的建议都更加容易成功。对我来说，我乐于承认，与坐在议事厅里的那些人相比，我恰好更有能力找到气候、土壤、居民等各个因素都适合这些事业的地方。

然而，我觉得我有义务指出，我们在英国就可以看出，格鲁贤作为编纂者^[12]，毫无判断力，所以我绝不认为他的信息有任何的可信度。我想说的是，在起草一份有关茶叶育植的报告时，我有这份荣耀来面对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我咨询了我所听过的每一位权威，几乎都没用格鲁贤的信息。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所见到的他记述的事情，我都有更原始的出处。（Banks & Chambers，2009：370）(www.xing528.com)

作为当时最早、最大的殖民地植物园之一，加尔各答植物园受到了班克斯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班克斯把所有基德有关加尔各答植物园的信件都做了整理与记录，其中有一篇专门提到了中国绿茶和武夷山红茶（Banks & Chambers，2009：361）。但茶树移植并非简单的异地栽种，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里牵扯到植物学、地理学等专门知识，也涉及人员引进与培训、作物种子获得与分配、政治与文化等。

班克斯不是书斋里的博物学家，他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管理能力，因此对茶树移植工程有着比常人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除阅读了之前他在图书馆查询的资料外，班克斯还与一些长期定居在广东的传教士或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等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与交流合作，其中邓肯兄弟与班克斯的通信最为频繁。1784年l月18日，约翰·邓肯曾致信班克斯并赠送了一些茶树种子（Banks & Chambers，2009：56）。同时，约翰·邓肯还给班克斯引荐了退休归国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领班布雷德肖。布雷德肖爱好收集动植物字画和标本，想回到英国后能去拜访班克斯。想必布雷德肖见着了班克斯，因为在班克斯的记述里，有一段是关于他对中国茶树栽培的理解，源自布雷德肖从中国带回来的24幅系列画，图画展示了中国茶树培育的步骤（Carter，1988：272）。

班克斯重视茶叶栽培技术，也特别关注茶叶生产制作技术，当时的英国人以及殖民地国家的人都没有掌握茶叶的制作技术。因此，班克斯多次强调，植物园要引进中国茶树，就必须连同技术人员一起引进，当然既包括经验老到的种植工人，也包括技术娴熟的制茶工人，然后由他们向当地的劳动者传授技艺（Banks et al.，1994：159）。

1788年12月27日，班克斯给东印度公司主席戴维内斯的书信中曾提道：广东人已经习惯于随船去那些需要他们的地方，而加尔各答等植物园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空间去安排他们。因此，班克斯希望驻广东的东印度公司能够全力以赴并谨小慎微：“争取能够引进高水平的工人，最好连同他们的劳作工具、茶苗一起迁往加尔各答……任务的成败不仅影响东印度公司，而且关乎整个国家。”（Banks & Chambers，2000：116）这样就解决了该计划所需要的人员和技术难题。

接下来的工作是整个茶树移植计划中对植物学、地理学知识要求最高的部分，也是整个计划的核心难题：确定茶树生长的最佳环境，寻找最适宜的移植区域。经过之前对多种资料的比较与分析，班克斯总结道，中国所有用来买卖的茶叶几乎都出自北纬26°～35°之间，具体细分即26°～30°最适宜红茶生长，30°～34°最适宜绿茶种植。但考虑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范围，要为不同种类的茶树都找到适宜的生长环境是几乎不可能的，因此幻想通过茶树移植而一次性取代进口中国茶，既不经济也不可行（Banks & Chambers，2000：114-115）。

因此，首先选择何种茶树来移植就成为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在给戴维内斯的信中，班克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巴哈尔（Bahar）、朗布尔（Rungpoor）、科赫比哈尔（Coos beyhar）^[13]等地区种植红茶可能会获得成功，它们的维度以及来自附近布唐山（Mountain of Boutan）的冷空气，使其更有可能与中国最好的红茶种植区气候相似……在中国一些稍冷的地区生长着绿茶，布唐山区的气候与之相近，如果巴哈尔等地的茶树栽培成功了，自然会吸引布唐地区的居民尝试移植绿茶。经过缓慢的变化，整个的茶叶贸易将最终转向这一地区。（Banks & Chambers，2000：115）

在考虑上述问题时，班克斯甚至连茶叶的市场和消费人群等商业因素都计算在内了。他认为，应该从最劣等品质的茶叶入手，一来这种茶叶对技术要求比较低，生产比较容易；二来品质差、价格低的茶叶可以立即进入低收入人群的视野，它们不像高品质的茶叶一样需要满足那些显赫人物相当挑剔的味觉，仅靠价格低廉这一大优势就足以吸引那些底层民众了。它们虽然价格相对偏低，利润相对较少，但市场占有量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而且班克斯相信，这种茶叶必将在整个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分量（Banks & Chambers，2000：115）。

3）班克斯的茶树移植

在18世纪，要从中国获取足够的茶树种子特别是茶苗相当困难。一是大清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仅开放广州、厦门等几个城市，而且视西方人为野蛮人，严加防范，中英交流并不顺畅。况且茶叶在中英贸易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每年给政府带来巨大收益，清政府严禁将茶树种子和幼苗带出关外。二是当时运输工具还比较落后，运输时间长，且保存技术不发达，茶苗容易死亡。

1789年，基德致信史密斯，详细记述了卡明船长从中国运往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植物种苗，其中茶树2 272株，到达植物园时仅存活272株，2 000株死于运输途中（Banks & Chambers，2010：81），运输成功率仅为十分之一。但对茶树移植计划的热切期望让班克斯更加珍惜每一个可利用的机会，他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并借助东印度公司的船队，多次从广东窃取茶种与茶苗，在英国的植物园和印度殖民地不断进行着茶树栽培实验。

通过与各地负责人的通信往来，班克斯及时跟进茶树引种事业的进展。1788年l l月25日，在关于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事宜中，他曾经提及了这一计划。1789年9月23日和25日，基德对他的陈述作了一些评论和回应，看得出，基德对东印度公司运到植物园的茶苗并不满意。

虽然这个地方的土壤和气候非常不适宜茶树的生长，但从广东运来的茶苗却能生长良好。需要责备的是那些货物运输者，他们运来的茶树品种是最差的，无法供应欧洲市场，而且，他们也没有为植物园带来中国的茶农。（Banks & Chambers，2010：52）

前面已经提及，班克斯对茶树栽培的品种进行过研究，并有自己的见解。他也曾着重强调，要从中国引进有技术的茶农。那么，执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偏差呢？大概的原因如下：首先，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团队可能对茶树不甚了解，难以区分不同品级的茶苗；其次，可能是条件所限，毕竟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只能发生在广东，所以想得到其他地方的茶苗就更加困难；最后，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没有尽力，毕竟班克斯只是公司的技术顾问，没有实际权力去掌控他们的活动。

但班克斯并没有放弃这一伟大的工程。为了扩大中英商业交流，改变英国对华贸易逆差，获得像葡萄牙、荷兰等国一样好的贸易机会（Staunton，1799：1-2），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外交使团前往北京会见乾隆皇帝。班克斯作为大使秘书老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4]的朋友协助代表团做远行准备。1792年l月22日，班克斯致信马戛尔尼，向他描述中国茶叶的妙处，并表示了当时英国人不能模仿这一技术的遗憾（Banks & Chambers，2000：140）。班克斯希望大使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收集些茶树或者种子。虽然马戛尔尼代表团的外交任务失败了，很多博物收集、技术学习计划也没有实现，但他们成功地带回了用以栽培的茶树。

1793年l l月，大使团从杭州出发去广州。正是在这次内地之旅中，他们认识了中国的农村、乡镇以及农业劳作；也正是这次机会，使得他们得以收集茶树。马戛尔尼记述道：

随行的总督看着我们对所有博物类东西很好奇，答应了我们收集一些种子和化石的请求，并允许我们带走一些正在生长的茶树，连带树根所附着的大土球。我想我应该能够把它们传送到孟加拉地区。我丝毫不怀疑孟加拉当地管理者的爱国精神，他们一定会有效地栽培这些价值巨大的茶树，并且取得成功。（转引自Akers-Jones，2001：371）

1794年9月，马戛尔尼差遣丁威迪（James Dinwiddie）^[15]去印度，他成功地把茶树以及各种种子送到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管理者按照班克斯的指示进行了茶树的重新栽培，但不幸的是这次活动也没有取得成功。

班克斯在整个茶树移植计划中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即使遭遇多次失败，他都从未放弃。但不幸的是，直至逝世他都未能在英国的殖民地上看到中国茶树的生长，但其关于茶树移植的知识并未随他而逝，其方法被后人继承了下来。1834年，东印度公司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茶树在印度的栽培与管理，并取得小规模成功。最终印度阿萨姆（Assam）地区的一种野生红茶树得到了大量推广，在规模和商业上都大大超过了移植的中国茶树。

班克斯的后半生一直致力于重要作物的移植。在他的哲学里，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相比于英国本土，土地、气候和人口情况都如此优异，似乎本来就是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而存在的，而且这种供应关系惠及双方、利益共享，并使得人类之间的关系牢固而持久（Carter，1988：273）。它反映出身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知识分子坐享其成的自得心态，也反映出殖民扩张时代宗主国对掠夺行为的美化。班克斯确实看到了大英帝国从中获得的巨大利益，但却忽视了殖民地人民的疾苦，忽视了物种入侵、生态破坏给当地民众带来的持久灾难，即使这位大博物学家本意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