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科学时代：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

如果我们从英国近代科学团体的科学实践出发，采用更加宽泛的科学概念，将博物学活动还原到18、19世纪的真实语境之中，那么科学技术与社会、科技政策中某些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就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和界定。比如“大科学”时代从何开始，比如国家制定科技政策从何开始。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以培格莱姆演讲稿为基础，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小科学、大科学》，自此“大科学”的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普赖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科学基本属于小科学，在“二战”的推动下，人类进入大科学时代，尤其以曼哈顿工程为标志。就其研究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投资规模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具有明确且浓厚的社会利益指向、项目多由高层政治家确定等特征（申丹娜，2009：102）。当然，小科学时代与大科学时代的划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普赖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如果我们想了解应当怎样在这个新时代里生存和工作，那就有必要认识一下小科学过渡到大科学的本质……小科学时代科学家的怪癖形象是过于天真地被接受了，且这种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过渡极少富于戏剧性，逐渐发展的色彩更浓些。很清楚，小科学中包含着富于宏大意义的因素。（普赖斯，1982：3）

接下来普赖斯列举了一些小科学时代偶然出现大科学因素的例子：16世纪布拉赫（Tycho Brahe，原文译为布雷）在文岛上的观象台，17世纪印度人贾森（Jai Singh）的观象台，18世纪观测金星运行的远征队等。普赖斯论证道，举这样的例子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小科学在某时将是大科学，而是寻求大小科学逐渐转变的论证（普赖斯，1982：3-4）。也就是说，普赖斯承认天文学的这些例子属于大科学，只是这种现象在“二战”以前异常偶然，故划归到小科学时代。但如果我们撇开现有学科限制，将科学定义为人类系统地认识自然的方式，而不仅是传统科学史所关注的数学、物理、天文、化学等学科，则普莱斯所定义的“大科学”的起始年代，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下半叶的大航海时代。

以奋进号为例，它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任务和政治任务，符合大科学运作模式：首先，该活动有明确、宏大的目标。皇家学会希望通过这次远航，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取得金星凌日的观测数据，并将该数据与其他船队甚至其他国家船队观测数据放在一起解决日地距离等天文难题。而乔治三世和海军部则希望船队能探索新大陆，并绘制地图，为对外扩张服务；其次，活动费用很多且主要由王室、政府或利益公司承担，王室为此资助了4000英镑，多部门协作成为重要特征（见图4.3）；再次，航行所承担的科学任务多样化、交叉化——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物理学、气象学、地图学、生理学、博物学等各学科相互利用，共同发展；最后，航海所需要的仪器和科学实验所需要的工具虽然与粒子加速器等设备没法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同样费用惊人。班克斯的奋进号远航开辟了帝国探险与科学事业相结合的先例，他在海外探险活动与政府殖民扩张事业之间找到了契合点，利用自身知识、财富以及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联合英国汉诺威王室和政府，制定政策并实际开展了多次海外探险活动。而同一时期的法国、荷兰等老牌欧洲帝国在海外探险中也从事着不同程度的科学实验和数据收集活动，由此开启了一段以博物学、地理学、地图学、天文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理学、化学等各学科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大科学时代。(www.xing528.com)

图4.3　班克斯奋进号航行的协作部门

当然这种说法并不否认，18世纪的大科学与“二战”后的大科学有着本质区别。该时期大科学主要是指帝国博物学发展模式，而此时博物学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术系统，学科划分还不明显，故不需要像“二战”之后那样，许多学科已经分化出来成为成熟的独立学科，大科学必须刻意打破学科界限，进行学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