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植物园-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

近几十年来，科学史家在研究国家或地区关系时，开始更加关注科学文化，尤其是那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博物学知识及相关的探险活动，成了新的论述热点。而那些建立在全球各地的帝国植物园，在殖民扩张和掠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罗克韦在《科学与殖民扩张：英国皇家植物园的角色》中考察了英国人在欧洲以及他们游历过或开辟为殖民地的地方创办的植物园——如邱园、加尔各答植物园、牙买加植物园、圣文森特植物园等——在殖民扩张中的作用，着重介绍了19世纪以后的邱园。

殖民地种植园的创建，使欧洲人能够通过贩卖黑奴和移植植物，合理调配全世界的人力与自然资源。接着，欧洲的殖民者就可以从中获利，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天然的政治家和权力拥有者。哈丁指出：“正是欧洲人利用强制性或奴役性劳动的种植园体制，站在支配地位上组织和指导着两个半球之间的各种作物交换；正是欧洲人在制定所有游戏规则和获得利润，从而为其工业社会积累资本，而同时扭曲那些供应材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哈丁，2002：65）而由于这种移植，新植物的提供方和接收方均丧失了发展民族工业的机会，并“自然”地成为欧洲的附庸国。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的科学家、政府、王室就逐渐意识到，利用植物学知识去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然物品的价值，是一件非常有利可图的事业。在这些手段当中，全球性的植物移植工程成为当时几个殖民大国竞相利用的方法。要实现这些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相应的植物园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一时期的英国，大型植物园的建立几乎都曾得到过班克斯的指导和帮助。或许可以说，正是班克斯，通过在各大植物园、各个殖民地之间进行人员、知识和动植物品种的调配，才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这些资源的商业价值，为大英帝国带来无尽的利益。

1）班克斯与邱园

1772年，路易十五同意了布丰的建议，对巴黎植物园（Jardin du Roi）进行扩建和重新组织，并派遣年轻的索纳拉（Pierre Sonnerat）^[19]赴外采集植物，以实现植物园的科学化。1772年，乔治三世封闭了爱情小巷，将卡洛琳和奥古斯塔的地产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皇家花园。也是在同一年，乔治三世邀请班克斯作他的植物学顾问。国王还派遣马森去好望角，“发现新的植物，来促进皇家植物园邱园的发展”（Drayton，2000：78）。

向非洲好望角派遣植物采集员的建议，是由班克斯首先提出来的。奋进号返航时，班克斯曾在那里待过一个月，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Banks & Beaglehole，1962b：250-259）。当时的皇家学会主席普林格尔赞同他的想法，并劝说国王接受了这个建议。1773年，班克斯成为邱园的准员工。1796年4月，在给西班牙大使的信中，班克斯谦虚地称自己为“皇家植物园的某种监管者”（Desmond，2007：92）。而邱园的真正管理者艾顿负责植物园的日常事务，并十分尊重班克斯的学术权威。

在担任国王顾问期间，班克斯把邱园转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植物园，变成了大英帝国农业贸易的中心集散地。作为大英帝国的植物学中心，邱园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其中许多植物既有商业潜力，也有科学价值。植物运输是三向的：班克斯利用庞大的通信网络，在全世界搜索有用作物，以便在英国育植；通过将英国植物向殖民地出口，扩大了英国本土植物的生长范围；班克斯还通过对各地植物园的控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调控和分配植物种类。通过这些活动，他改变了一些植物，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观赏价值的植物的分布范围，也改变了某些地区的植物生态系统；他甚至改变了某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班克斯的管理方式与巴黎植物园不同。邱园更加重视实用园艺。为了建立邱园在国内外的优势地位，班克斯坚持认为，应当“尽可能多地收集新的植物，这样才能造就皇家植物园世界第一的形象”（Desmond，2007：94）。1795年4月2日班克斯给牙买加植物园园艺师雪莉（Henry Shirley）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想法：

我已经停止收集植物好久了^[20]，为的是能更好地实现国王的意愿，即为皇家植物园赢得尽可能多的尊重。因此，所有送给我的东西，不管它们来自哪里，我都会立即送往邱园。这也是你向我负责任的唯一方式。然而，我深表怀疑，在战争期间尝试着向国内邮寄植物是否为明智之举，或者我建议停止一切行动，直到战争结束。（Banks & Chambers，2011：275）

在18世纪大英帝国的发展过程中，人员主要是从中心向边缘流动。与之对比，有价值的植物却是反方向被带回英国，班克斯从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中国、夏威夷岛、印度、印度尼西亚、塔希提岛等可以伸触到的地方，努力为邱园收集植物。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的官员莫里（John Murray）经常为邱园收集当地植物和种子。1789年8月16日的一封信中，莫里提到给班克斯寄送种子的事情：

我很荣幸能给您写信，在上个季度，有过几次。我现在很有兴致通过麦克劳德呈递给皇家植物园一篮子种子。邱园将是我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也是我们英明辉煌的国王康复的地方，他是我们亲爱的人民热爱的君主。

许多种子已经邮寄出去，也已经被我选定的收件人查收，为了一些原因，我将它们装在了木头里。除此之外我在那个封闭的名单里提到过的102件物品中，有两样不知道名字……我希望能有幸得到艾顿先生的指导，来为我的探索指明道路。（Banks & Chambers，2010：40-41）

班克斯尤其重视向英国国内收集和移植重要作物。1793年8月16日，班克斯写给尼平的书信中，强调向国内（邱园）移植作物的重要性，以及对非洲有用植物的需求：

事实上，这个问题激发了我的思考。我认为很明显，布莱船长带回来的有价值的水果无法在一块新开发的殖民地得到更好的使用……接受塞拉利昂公司带回英国并馈赠的植物才会有更大的好处。（Banks & Chambers，2011：150）

接下来不久，1793年8月25日班克斯写给艾顿的信中，再次提及植物要从外面运送回邱园的想法：

塞拉利昂公司已经通过政府部门正式向国王提起申请，要将有用植物送到非洲的殖民地。我的建议是相反，要将非洲植物送回到邱园，并且我十分确定，这样会带来极大的好处。现在邱园中几乎没有那个地方的物种，如果收集不到种子，那么毫无疑问要将植株带回这个日益扩大的帝国。（Banks & Chambers，2011：153）

孟席斯（Archibald Menzies）北美之旅中也为班克斯掌管的邱园收集到一些植物，但因季节不对，加利福尼亚州处于荒凉时期，故收获不多（Banks & Chambers，2011：224-226）。至1795年10月份，船只到达爱尔兰，孟席斯给班克斯的书信中才提到在南美的采集成果：

我希望，我依旧能增添一些活的观赏植物呈递给陛下的邱园，虽然距离我们离开圣赫勒拿岛时的预期相差颇远。其中一个是非常漂亮的松树，产自智利内陆30里格远的圣地亚哥市；除此之外，还有之前采集的一些植物，保存得完好，它们健康生长，还有几株是由种子培育出来的。（Banks & Chambers，2011：315）

在班克斯的管理下，邱园迅速扩张，到1788年，有50000种树和花草生长在苗床或温室里。像倒挂金钟（fuchsias，Fuchsia hybrida Hort.）、木兰（magnolias，Magnolia liliflora Desr.）和其他异域植物一样，某些地方特有植物变得世界闻名：一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精美捕蝇草（Venus flytrap，Dionaea muscipula）在邱园里繁茂生长，而巴黎的布丰拥有的那株却枯萎了。还有一种十分惊异的花，命名者圆滑地使用了王后的名讳，将之命名为鹤望兰（Strelitzia reginae）^[21]（Fara，2003：136），以纪念她对邱园的贡献，也为了讨好王室。

班克斯认为，植物采集工作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引进更多有经济价值的物种，以此改革农业，增加国家财富；另一方面，收集尽可能多的植物，可以彰显大英帝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通过强调植物采集工作的重要性，班克斯说服乔治三世，出资筹建了邱园的职业采集者团队。但是，邱园为这些境外采集者支付的薪水很少，至少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地位。比如，施恩号上的随船博物学家纳尔逊（David Nelson），每年薪水只有50英镑，外加25英镑的子女补贴（Desmond，2007：112）。这些收入在英国本土生活尚可，但在异国他乡，英国商品变得昂贵了许多，而且他们还可能会遭遇当地居民的敲诈勒索，生活异常艰难。也就是说，这些植物猎人，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博物学知识，也参与着贵族崇尚的高雅文化，但本质上也只是处于帝国中心的大博物学家和贵族的“雇工”和“苦力”而已。

因此，班克斯在选择采集者时会格外谨慎。他十分重视品性的刚正和对邱园的忠诚，并认为这些因素与植物学素养一样重要。阿伦·昆宁汉姆（Allan Cunningham）和鲍威（James Bowie）之所以有足够好的运气，从大量优秀的年轻人中被选出来，“不是因为他们在植物学或者园艺学方面超出其他人很多，而是他们诚实、审慎、勤劳、活跃、仁慈、文明的性格说服了管理者艾顿”（Desmond，2007：111）。班克斯似乎偏好选择那些在苏格兰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教育一直灌输着勤奋、专注和节俭，如孟席斯、克尔、古德、阿伦·昆宁汉姆等，他们有些是苏格兰人，有些在苏格兰接受过教育（Desmond，2007：112）。

另外，班克斯还从国际非正式植物学家网络那里获得了帮助，这个网络包括政治家、士兵、海员、商人和传教士。他为了获得更多物种，便用捐赠者的名字命名植物，以此提高采集者的积极性：一种埃塞俄比亚植物，现在依旧叫布鲁斯（Brucea，中文名叫鸦胆子），是以布鲁斯（James Bruce）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皇家学会会员，顺着青尼罗河（Blue Nile）找到了它。班克斯认为，应该夸大邱园的引种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要通过这种方法来震慑法国。班克斯听说法国即将有一个探险队开往澳大利亚，就立即派出了一名英国采集员，希望能利用这次机会收集植物。否则，稀有物种都将被运往巴黎皇家植物园了。

在班克斯的管理下，采集员带回了成百上千的国外种子和活株植物。正是在这一时期，南洋杉属智利杉（Araucaria araucana，英文俗名monkey puzzle tree）和北美红杉属北美红杉（Sequoia sempervirens，英文俗名evergreen sequoia）首次进入了英国。然而，也有大量的灾难发生。有一位新成员从非洲寄回了大量的标本，但再去加拿大时，因为气候不适死去了。还有一位军舰上的博物学家，因为与船长打架而被关押了起来。在这期间，他精心搬上船的植物都因缺水而死了，因此，班克斯喜欢对派出去的植物猎人进行严格控制。班克斯还经常把一个国家的植物送到气候相似的国度去试验。正是这种农业试验，使农业委员会逐渐意识到，班克斯完全可以回答他们在植物学方面的问题，给他们提供建议。例如，苏门答腊岛的种子能生长在加勒比岛屿吗？怎样才能提高苏里南地区的糖产量呢？作物从世界的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可以大大增加它们的价值（Fara，2003：135-139）。

班克斯掌管邱园期间（1772—1820），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约7 000种新植物（Stafleu，1971：232），使该植物园成为帝国博物学交流的中心。同时，邱园工作人员还负责为植物学实践活动提供建议，控制植物学探险和实验。布罗克韦总结说，为了大英帝国和工业体系，班克斯领导邱园努力将知识转化成利益和权力，作者还半开玩笑地说，班克斯及其邱园的同事有为帝国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他们从全球引进实用性植物与观赏性植物，以此推动帝国事业的发展，竭力增加英国本土及其殖民地的收入（Tobin，1999：176）。

下面这组数据可以说明。班克斯担任名誉园长期间，为邱园引进的新植物数量：据希尔（John Hill）统计，1769年也就是班克斯踏上奋进号那年，邱园大约只有600个物种，到1789年，物种数量达到了5 500种，1813年更是翻了一倍，升至l l 000种（Drayton，2000：125）。当把英国乡下这块小地方变成域外天堂的时候，班克斯炫耀地说：“我们的国王在邱园，中国的皇帝在热河（Jehol），虽在各自的花园，却能庇相同之树荫，抚树遣怀，欣赏芬芳。”（转引自Desmond，2007：99）

2）班克斯与殖民地植物园

博物学家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某些植物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为了更好地协助邱园进一步开发自然资源，在世界各殖民地建立起分支植物园就变得十分必要了。首先，这些植物园建立在殖民地上，可以预先对新发现的植物做研究和考察，而不用将每一种植物都寄送给邱园。一方面，这种方法可以节省下大量资金和人力；另一方面，对那些运输困难，运输过程中死亡率极高的动物与植物，这似乎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其次，殖民地植物园可以作为很好的接收地和实验室，照顾从邱园分派而来的植物。这些地方植物园拥有齐全的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园丁，可以很好地处理新运来的植物。另外，有组织的殖民地植物园的建立可以提高英国的形象和地位。这些植物园可以给大英帝国提供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可以作为进一步扩张的中心，可以作为强国的象征，也可以作为据点，将不同的殖民地联系起来，相互交换资源、知识（Snyder，1994：79）。(www.xing528.com)

在庞大而复杂的帝国博物学网络里，班克斯肩负着指导和帮助各殖民地植物园管理者的重任。其中，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和发展，更好地展现了班克斯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也更好地体现了全球贸易和殖民的大背景下，殖民地植物园所承担的重要责任。下面将以加尔各答植物园为例，考察班克斯如何培植与利用植物园来为他的博物学研究，更重要的是为大英帝国增加财富以及向外扩张服务的。

虽然加尔各答植物园与邱园都是班克斯帝国博物学网络的重要据点，但在建立之初两者完全不同。邱园的建立源自皇家的植物学兴趣，而加尔各答植物园则与其他海外殖民地中的植物园一样，有着明确的科学目的和经济目的（Banks & Biswas，1950：21）。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要感谢基德。他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陆军军官，长期驻扎在孟加拉，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狂热的园艺学家。在孟加拉20多年的工作生涯使他逐渐了解了当地的植物，基德开始意识到，发达的园艺研究无论对当地，还是对英国本土，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带来无尽的利益。

1786年4月15日，为了应对粮食危机导致的印度饥荒，基德上书东印度公司指导委员会（Court of Directors），建议东印度公司将马来半岛的西米（sago）^[22]引入加尔各答并大面积种植，提供一种高效且低廉的粮食，这样就可以给印度提供更多的粮食，而不至于饥荒遍野了（Banks & Chambers，2009：113-115）。基德的想法似乎比较务实、稳重，基德引进西米的目的是要缓解饥荒，某种程度上提供一种用于救济的补充物；与之相比，班克斯对作物移植工程似乎充满了激情和极度的乐观主义，比如他筹划并实施的面包树移植行动，就是准备用塔希提岛的食物取代西印度群岛的日常主食，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根本就没弄清楚面包树在塔希提人日常饮食中的真实地位，也不了解想要在一个新的地方种植新物种，并改变当地人的饮食是多么的困难（Snyder，1994：81）。另外，基德还尝试引进哥伦比亚的扇叶树头榈（Palmira Tree）^[23]和可可树。同年的6月l日，基德再次给公司的指导委员会写信，正式提出建议，希望公司在加尔各答建立一所植物园，种植新的作物，帮助印度渡过难关。

班克斯与基德一样，认为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建立具有很大的可行性，也相信未来的植物园能给英国带来好处。他们把加尔各答植物园设计成一个与邱园相似的版本，工作人员进行着皇家植物园园丁们每天从事的工作。基德提出建立植物园这个建议后，东印度公司想得到班克斯对这个申请的看法，于是就将基德写给公司的信件转送到了班克斯的手中。班克斯详尽地阅读并做了笔记，在回应公司的管理者时，他说：

建立植物园来种植从其他国家或其他气候条件下引入的植物，以此为公众造福，并且有可能增进商业利益，或提高该地区的文化，这种机制一直以来萦绕我心。

如果委员会同意这个计划，我将密切关注地点的选择。找个合适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总的种植园，来种植基德提到过的肉桂树和其他植物，当然在植物园建立和植物移植的执行过程中，一定要预防投入过多。我将给他们制定一个计划，来避免公司花费冤枉钱。（Banks & Chambers，2009：117）

有了班克斯在邱园提供的帮助，基德下定决心，不仅要将加尔各答植物园建设成一个植物学研究中心，还要将它建设成一个开发中心，从这里可以向印度甚至整个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分配和输送有价值的植物（Snyder，1994：83）。因此，基德一方面需要班克斯从邱园或其他植物园给加尔各答植物园输送植物新种，另一方面，要在班克斯的指导和建议下，向外输出新物种。1787年6月15日，班克斯致信内政大臣邓达斯，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很高兴地告诉您，从所查看的书籍来看，基德那个如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计划将会获得成功。因此，派遣船长福里斯特去新几内亚收集西米是值得的，因为事实证明，相比于其他植物，西米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有益于健康的食物，一英亩地的西米经过一年时间后，收获的食物可以养活100人。（Banks & Chambers，2009：205）

班克斯对基德充满信心，也被基德的精神所感染。当然，这是致内政大臣的官方信，未免有些过于冠冕堂皇了。因为已见到的班克斯书信中，很少有关注殖民地居民生活状况的，班克斯大概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说服政府的。接下来，班克斯详细介绍了基德欲引进的每种植物，其可行性、价值、引进方式、培育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各方面描述都细致而周到，并且给出了充分的证据。在谈及西米移植方法时，班克斯说，朗夫（Georg Rumphius）^[24]的《安汶岛植物志》（Flora Amboinensis）告诉我们，移植种子和移植幼苗对植物生长来说是一样的……在热带地区内部进行的植物移植品种，很少有不成功的。接下来的一段论述的是海枣，班克斯参考了肯普弗的《异域采风记》（Amoenitatum Exoticarum）。班克斯还论述了种植棉花以及中国水果的可能性以及经济价值（Banks & Chambers，2009：205-208）。

班克斯给内政大臣的这封信显示出，班克斯并不仅仅是一位能够提供专业性、学术性建议的博物学家，他还深谙各国国情，关心贸易往来与帝国扩张，这些本该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在论及棉花种植时，班克斯谈到，随着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应当尽可能给予印度那边的棉花种植者一些切实有效的鼓励，在进口原材料时也要逐步增加销售方的利润（在印度购买一磅棉花花费不到l先令，而在英国则高于4先令），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棉花种植（Banks & Chambers，2009：26）。

在分配和捐赠给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新物种到达目的地之前，基德已经开始向外输出植物了。他送出的首批植物中有杧果树，这是陆军军官皮尔斯在1787年6月赠献给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后来，植物园从巴雷托（Lewis Barretto）那儿运来马尼拉的可可树以及危地马拉的靛蓝，以及中国的桑树、丝绸，其中后者是基德主张在加尔各答植物园重点发展的商业农产品之一（Snyder，1994：83-84）。就连在去世的1793年当年，基德都没中断过为班克斯和邱园传送博物学物品，l月2日的书信中提到：

借助曼宁船只，我已经交代这位掌管，要好好运送这株杧果树，我还寄送了一种观赏性开花植物，当地叫作Ussuck和Nagkissore。另外，还有一幅Pappah的精美图画，一包那格浦尔（Nagpore）小麦，它很早之前就引起了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注意。（Banks & Chambers，2011：48）

1793年基德去世之后，东印度公司任命博物学家罗克斯伯勒接任园长，继续管理加尔各答植物园。罗克斯伯勒一直以来都与班克斯保持着密切的博物学方面交往与合作，并且至少从1776年开始，班克斯就给罗克斯伯勒写过信。罗克斯伯勒在1779年3月8日的书信中提及了这件事，并正式开启了为班克斯输送植物的历程：

大约一个月前，我很荣幸地收到了您的来信，写信时间是1776年3月25日。在那之前，我从不敢自作多情地吹嘘任何我制作过的博物学收藏，比如种子、植物标本等，可以达到半数接收的程度，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等待您的指令，因为我希望将这些物品送给每一位能正确认识到它的价值并且不会将其遗失的人。很抱歉地说，您太客气了，我希望您已经清楚地告诉我您最需要什么了……

很抱歉，这次我没有种子或标本能送给您。离开马德拉斯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但是我将很快能够送您一些。

战争期间，我们最好还是不要通过丹麦或荷兰船只来运送种子和标本了。如果您也认同我的观点，请告知合适的方式来寄送它们。（Banks & Chambers，2008：246-247）。

罗克斯伯勒在1784年12月10日的书信中再次提及为班克斯输送的大量博物学物品：“我又通过同一个人给您寄送了大量植物标本，目录随附此信。它们采集自l号Trunk，您可以按照您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处理它们。”（Banks & Chambers，2009：81）十天后，罗克斯伯勒又给班克斯托运了两箱植物活株（Banks & Chambers，2009：83）。罗克斯伯勒每次给班克斯的书信中，都会提到自己邮寄回去的大量种子、标本、绘画，1792年8月17日这次，更是从面包树移植到辣椒树实验到昆虫，最后提及第400次博物画及配套描述已基本完成，将会继续送给班克斯（Banks & Chambers，2010：410-411）。

罗克斯伯勒为班克斯和东印度公司所做的博物学工作得到了认可，在班克斯的帮助和举荐下，罗克斯伯勒接任了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斯奈德宣称：“如果说任命罗克斯伯勒为园长，导致班克斯参与了更多与加尔各答植物园相关的活动的话，那么这源于两人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Snyder，1994：88）斯奈德的归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而且对两人关系的描述也基本符合事实。自罗克斯伯勒调至加尔各答后，两位伟大的博物学爱好者之间的交往就没中断过。但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随着加尔各答植物园越来越走向正规，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班克斯势必会增加对该植物园的关注度，这与私交关系不大。他的职责，对博物学的热爱，以及利用自然资源为英国谋求利益的价值观才是班克斯越来越关注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内在动因。

1793年的12月l日，继任不久的罗克斯伯勒以加尔各答植物园为平台，开始了与班克斯的正式合作。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罗克斯伯勒首先礼节性地向班克斯汇报自己已经就任植物园园长，然后投其所好：

植物园目前被照料得非常好，我已经委托伯罗斯船长从植物园带给您一箱东西，包括许多新奇植物，并附带清单。伯罗斯船长也乐于照顾它们，所以我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您能收到保存完整的物品。（Banks & Chambers，2011：175）

当然，罗克斯伯勒的礼物和献媚是有条件的：他希望班克斯能够在东印度公司管理层那边多多美言，督促他们将有用的植物，特别是来自西印度和美国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物种尽快运抵加尔各答（Banks & Chambers，2011：175）。

1794年12月28日，罗克斯伯勒又给班克斯写信：

临近年根了，我有幸从这里给您寄信，运送一些种子和一箱子正在生长的植物，因为我还没有从您那儿收到任何信件。我想可能是您身体不适，因为我的朋友莫尔斯沃思写信告诉我您患了痛风，非常疼痛，我希望您能及时恢复。

我觉得这个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的发现而打扰您是非常不恰当的。当我了解到管理委员会人员将所有博物画及其描述都转寄于您，我希望它们更能引起您的关注。通过这艘正在航行的船只，我运送了400种植物，其中200种是草。我还送给您了一大包种子，让管理委员会人员帮忙照顾，一箱或两箱正在生长的植物……（Banks & Chambers，2011：248）

跟上面那封信一样，罗克斯伯勒将名单寄给班克斯，就是希望班克斯能利用自己在东印度公司和邱园的影响力，尽快获得植物园稀缺的植物，以便自己能在植物园有所作为。这一方面反映出，植物园在东印度公司和大英帝国的扩张版图中，虽然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但却不是十分关键或者急迫的事业。加尔各答植物园虽然按计划如期建成了，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安排一个专门的团队去筹划和实施植物引进。此时，园长的素质与意愿就变得特别重要。与此同时，这也可以反映出班克斯对该植物园的重大影响，引进哪些植物能够成功，什么时候引进，从哪儿引进，整个事件基本上都在班克斯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另外，从加尔各答植物园运到英国的植物及其种子，大多数都进入了邱园，然后经过班克斯等人的研究，从这里分发到世界各地的植物园去（Snyder，1994：90）。

罗克斯伯勒在博物学方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寄回英国的植物学绘画。如前所述，在18世纪的欧洲，绘画是博物学家认识自然、再现自然以及传播植物学知识的重要载体。而罗克斯伯勒无疑是在这一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博物学家。他在加尔各答植物园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编目自己所见到过的植物新物种，并完成了1200多幅精确的植物学图画，每幅图画上都附有文字说明^[25]。班克斯看到这些图画中的许多植物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于是便帮助罗克斯伯勒出版了这些作品。另外，斯奈德论文中评论道，“这些图像之所以对博物学家、园艺学家和园丁十分重要，部分原因就在于林奈分类体系逐渐被接受了，这种体系主要按繁殖器官来区分植物。对新发现的植物，博物学家必须给出极其精确的描述，这样才能避免不谨慎的分类错误。在一次采集之旅中，要把整个植物标本室移动到田野中是不切实际的”（Snyder，1994：9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