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波兰植物猎人的重大发现

班克斯是皇家学会主席、皇家植物园邱园和大英博物馆的顾问，掌控着英国最为著名的博物学研究机构和工作人员。因此，这一时期英国博物学的每一步进展，他都了然于心，甚至直接参与其中。下面主要考察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最外端，也就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植物采集员，分析他们在帝国博物学网络中的身份、地位、博物学兴趣、生活方式、与资助者的关系，以及他们在18世纪这个殖民大背景下，为科学活动所做的实际贡献。

帝国博物学网络中存在着不同目的的采集者。首先是目的和行动最单一的采集者，一般由班克斯通过个人或邱园等机构培训，并向世界各地派出。他们听从班克斯的统一调度和指挥，在遥远又陌生的国度克服种种困难，为邱园搜寻着先前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观赏价值或者药用价值的植物。采集者小心翼翼地将收集到的植物或种子交到过往的英国海员手中，并连同了解到的有关该植物的生长环境、培育方法和生产手段的情报一并附上。归航船员将物品交到索霍广场32号，由班克斯鉴定这些新物种的价值、使用和去向。而采集者，则可以获得邱园定期寄给他们的生活费用。

波兰博物学家霍夫（Anton Hove）^[17]就是班克斯和邱园雇用的职业植物猎人。1787年l月7日，班克斯致信霍夫：

国王乐于信任你能为皇家植物园邱园提供新的和稀奇的植物。不管你乘坐的船只在哪儿，只要一靠岸，你都应登陆采集种子或制作标本，另外，在所有人当中，你是最熟悉邱园植物的，知道哪些植物是花园已经有的，哪些植物是花园中没有的。就像上次受雇在非洲海岸工作一样，你绝不会只被那些有药用价值的或者结构稀奇的植物所吸引，而忽视那些很小且难看的植物，不管美丑，你会秉持同样的爱好。（Banks & Chambers，2009：l 50）

班克斯在信中还提到，请霍夫多采集，并尽自己能力做好标记。采集的物品一份寄给自己，因为自己也是为国王服务的；另一份寄到孟买委员会。信的末尾有班克斯的备注，是一份关于霍夫薪酬的公开说明：

他的薪水是年薪60英镑，从1787年3月l日开始；另外还有购买装备用的津贴50英镑，旅行费用50英镑。

回家的旅费暂未支付。

他将于1787年4月2日收到指导说明后登上拉金船长的沃伦·黑斯廷斯号。（Banks & Chambers，2009：151）

而这份公开说明后面则是一份私人指导说明，是写给霍夫一人看的，这封信更能反映出班克斯派遣霍夫的真实意图，整个长长的说明都是教导霍夫如何收集和记录这种优质棉花，可见此时，班克斯对棉花价值的重视再次超越了采集其他普通的新物种：

你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为西印度群岛寻找品质优良的棉花种子，恰好是在你要居住的阿莫德（Ahmood）。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种植该种棉花的专家，并将你对土壤和种植方式的观察及时传回来。你要将持续观测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为皇家植物园采集植物放在第二位。（Banks & Chambers，2009：151）

从这封信冗长的表述可以反映出，班克斯在植物移植方面尤其是重要经济作物的移植方面十分关心并且事无巨细。而在4月3日的书信的备注里又提道：

如果你能在你必须旅行的这些国家里，发现一种棉花的自然颜色恰如我们从中国进口的南京布料的颜色，那么你就要格外关注它，并且尽可能地使你成为育植该品种的专家，然后带回它的种子以及纺织品标本。（Banks & Chambers，2009：176）

除兢兢业业完成班克斯的任务外，霍夫还走出古吉拉特地区做了大量的搜寻工作，以收集不同的棉花标本和种子，并记录棉花的生产方法。他还找到其他一些有用植物，主要是药草和染色植物。由于霍夫出行之前接受过很好的医学培训和植物学教育，因此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霍夫在该地区的生活确实苦不堪言，社会非常混乱，条件极度恶劣，他不得不雇佣军人来担任保镖；另外还要应付贪婪高傲的当地官员，因此，本就不多的薪金变得更加捉襟见肘了（Drayton，2000：38）。

克尔与霍夫一样，属于职业采集人。对班克斯而言，中国这块未征服的古老大地上，有种类繁多的奇花异草。而自乾隆闭关之后，外国人只能在广州等地的通商口岸活动，无法深入内陆。条件的限制没有让班克斯望而却步，反倒是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中国博物学探索的热情。班克斯将邱园的园艺师克尔派往了中国。但克尔在中国不受欢迎，在广州分行也是“无人可以交往”。有人曾把克尔的困难情形汇报给班克斯：“克尔除了遭到冷落外，还因为邱园给的薪水太微薄，而使他处境窘迫。虽然每年100英镑的薪水，对英国国内的园丁来说并不算差，但在驻华洋人的社会里，因为许多生活物品都靠国内运来，价格高昂，这笔钱只能算少得可怜。由于阮囊羞涩，克尔的社会地位在他的中国助手眼中都大打折扣。他的性格大大转变，开始酗酒，与下贱人交往，最后竟致无法履行采集员的职责。”（范发迪，2011：18）班克斯知道这件事后，曾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帮助克尔改变生活现状。

1805年4月12日给小斯当东的信中，班克斯请求小斯当东来照料这位遭遇困难的邱园采集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中国先进的农业种植方法（Banks & Dawson，1958：784）。但出于某些原因，小斯当东告诉班克斯，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在有可能时救助克尔。同时小斯当东建议说，如果能再次派人出使北京，克尔将会有更大的舞台来发挥作用（Banks & Dawson，1958：784）。(www.xing528.com)

植物采集为年轻博物学家提供了一个探索世界的绝佳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份积攒经验、增加资历的有偿学习之旅。借助这些经历，加上班克斯的推荐，他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进入博物学研究领域，比如，成为皇家学会会员，或者皇家园艺学会会员，借此去开辟更为成功、更为有意义的职业生涯。“以往邱园或园艺学会的植物采集员如果圆满达成任务，并有许多重要发现的话，那么他的前途多半一片大好……担任植物采集员的经验使他可以在大型私人苗圃公司中谋得好的位置，或者也可能会被任命为某个殖民地植物园的园长，就像克尔那样。克尔在中国任职期满后被调到锡兰去做当地植物园的园长。”（范发迪，2011：195）但也有些采集员，历经磨难，但最终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甚至客死他乡。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采集者，他们并非由邱园或班克斯派出，但主动承担了为班克斯输送博物学标本或知识的任务。有一些是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他们多半是业余博物学家，投其所好，为班克斯奉上珍稀物种，向这位权势巨大的博物学帝国掌舵者献媚。而作为东印度公司的科学顾问，班克斯与公司管理人员有着良好的关系。他利用这种影响力，让身在广州的公司人员为他服务。前面提到的邓肯兄弟便是班克斯在中国最得力的通讯员和收集者。从18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不断给班克斯提供花鸟虫鱼以及植物种子、活株或者标本。特别是受班克斯所托，多年来为班克斯热切地搜寻各种牡丹。而作为报酬，班克斯帮助约翰·邓肯谋得每年薪水增加200英镑（Banks & Chambers，2009：140），为亚历山大·邓肯谋得了东印度公司医师的职位。关于兄弟两人与班克斯的关系，程美宝教授的“班克斯爵士与中国”已经有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督察员里夫斯也为班克斯本人和英国园艺学会提供了大量博物学资源和信息，最大的贡献当属他运回英国的l 000多幅博物学图鉴（范发迪，2011：56）。它们为英国本土博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科学信息，而且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有关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效博物学资料。现在，这些图鉴与班克斯航行期间所收集到的图画一起，藏于英国自然博物馆的一间大房子里。

当然，这些业余采集者当中，不乏因为对博物学具有浓厚兴趣而为班克斯工作的。他们为能够发现新物种而感到高兴，对班克斯心怀敬畏，这种工作上的联系完全是因为学术兴趣而建立起来的。采集者将发现的新物种寄给班克斯，由班克斯和索兰德鉴定。如果是新的物种，两人还要为它命名，而此时，班克斯常常投桃报李，用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新植物，以表彰发现者为发现该物种所做的贡献。或许，这也是博物学爱好者主动为班克斯采集植物的动力之一。

麦凯（David Mackay）从现有的班克斯信件中，找出了126位散布于欧洲之外的植物采集者。因为书信遗失、资料不全等原因，这个数据并不能囊括所有为班克斯采集植物的人，但却可以包含采集者中最重要、最活跃的一批。按照职业，可以将他们粗略地分为五类（见表4.1）。

表4.1　班克斯采集植物人员及其分类（根据Ma c k a y，l 9 9 6：3 9-4 3翻译制作）^[18]

麦凯选择以植物采集者的身份为标准，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这种分类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出采集者的地位、活动能力、活动方式、基本受教育水平、为班克斯输送植物的目的，以及与班克斯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该分类方式也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即这种分类方式必定是模糊的，有重合的。比如，医学实践者可能同时也是优秀的博物学家，如林德；殖民地管理者同时也可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如菲利普（Arthur Phillip），但分类的清晰度并不影响要说明的问题。

从采集者的分布范围来看，除南极洲外，班克斯的采集者遍布世界各个大洲，甚至在寒冷的北极地区，也有过几次航行活动。比如，在班克斯的推荐下，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邀请的年轻数学家、博物学家里昂，1772年随菲普斯的船队进行了北极探险。从酷热的赤道，一直到严寒的极地，都有为班克斯效力的植物采集者（Mackay，1996：43）。

班克斯触角指向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他对所有地区兴趣都一样或者控制力都一样。从采集者所处位置的地理分布，就可以大致分析出班克斯的主要活动区域。米塔绘制的1783年以后“班克斯的采集者与植物园”（图4.2）提供了一个简单、清晰的分析工具。从图示来看，印度与东南亚、西印度群岛、太平洋诸岛与澳大利亚是班克斯采集者的主要活动区域，接着是中国广州、中美洲等地，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班克斯对这些地区保有着持续和广泛的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采集者分布的多寡，并非班克斯对这一地区植物学兴趣的直接指示器”（Mackay，1996：45），因为除了兴趣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班克斯对某一地区进行采集员的派驻。

首先，能否进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入。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和印度。自马可波罗以来，欧洲旅行家对中国文明的描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班克斯作为当时欧洲见闻最广、最有权势的博物学家之一，自然会对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垂涎”不断。况且，他们的对手——法国博物学家，对中国的探索和研究远远超过英国同行，这一点让班克斯特别难以接受。但1757年乾隆帝实行全面闭关以后，英国商人和博物学家想要进入中国内陆就几乎不可能了。

而印度则不同，自从1600年英国在此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后，英国对印度的控制就逐步升级。1784年议会再颁布《印度法》，规定统治印度的最高权威是政府而不是东印度公司，从而把印度的治理置于政府管辖之下。这项法律奠定了英国统治整个印度的基础，而班克斯完全可以利用自己与东印度公司，或者与政府高层、王室的关系对这一地区进行博物学考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位于印度地区的植物猎人，在与中国地区的植物采集者相比时，分布范围更广，人员数量更多。

图4.2　班克斯的采集者与植物园（根据Mackay，1996：44翻译制作）

其次，采集者的多寡还会受已有研究的影响。18世纪下半叶的北美与印度一样，很多地区在英国控制之下。但图中显示，位于北美的采集者数量并不多，跟印度相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在班克斯年代，博物学家对北美，特别是北美东北部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麦凯分析道：“或许更有说服力的是，英国（博物学家）对于在美洲地区做出新的植物学发现和实验没有多少期待。”（Mackay，1996：46）与之相反，新近发现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备受班克斯关注。1790年后，班克斯利用自己的财富，资助了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植物学爱好者，把他们派往新南威尔士，如前面提到过的布朗和园艺师古德（Peter Good），一起参加了探索者号，对澳大利亚植物做了较为专业和全面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