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进号圆满完成了任务,通过这次旅行,班克斯成了民族英雄。1771年8月10日,“国王乔治三世在邱园正式接见了班克斯,视察了班克斯的博物学收藏,并询问了一些有关奋进号的事情……或许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两人谈及了植物的经济效用。其中就有班克斯收集到的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新西兰亚麻等”(Banks & Chambers,2007a:xix-xx),并很快让这位声名鹊起的大博物学家非正式地接管了邱园[1]。国王只比班克斯大5岁,他喜欢班克斯的建议,并珍重两人的友谊。虽然班克斯是下级,但30多年里,他们就像皇家主人和门生的关系般亲密(Fara,2003:131)。
国王与班克斯为什么能维持如此亲近、如此长久的关系呢?首先,班克斯是英国皇家学会主席,代表着科学家共同体。在18世纪那个启蒙的时代,科学成为人们热衷于追求的东西,国王也不例外。与科学家打交道或者关心、支持科学家,一直是衡量开明贵族和追求进步的政府的重要指标。因此国王需要班克斯及时汇报科研成果,当然,班克斯也需要国王的资助和支持。在将赫歇尔的科学发现传递给国王,并为其争取资助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班克斯与国王各自的需求。
赫歇尔最早在1781年3月13日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并将其成果在巴斯哲学学会上宣读。班克斯知道这件事后,于l l月12日致信赫歇尔,并鼓励他为之命名:
我们的一些天文学家都倾向于认为,您发现的这颗星是行星,而非彗星,如果您也同意这种观点,那么就应该即刻为之命名,否则我们机敏的邻居法国人就必定会省去我们命名这颗星的麻烦。(Banks & Chambers,2007a:293)
班克斯尤其担心法国人会抢先命名这颗新的行星。英国和法国是欧洲近代两大宿敌,战争不断。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军事、经济层面,还扩展至文化和科技上,所以班克斯乃至国王都决不允许自己所领导的科学界的成果再次被法国抢先,考虑到18世纪英国科学已经开始远远落后法国的实际情况后就更是这样了。何况,科学,是一门足以代表着一个民族智力水平的学问。后来在《哲学汇刊》发表的文章中,赫歇尔以国王的名字将之命名为“乔治星”(Georgium Sidus),之后科学家才提议要继承前面五大行星的命名传统,即用希腊神话中神的名字来命名,天文学家博德(Johann Bode)建议更改为天王星(Uranus)。1781年l l月19日赫歇尔从巴斯写信给班克斯,感谢班克斯和皇家学会授予自己科普利奖章,尤其是班克斯对新发现的认可,让自己感受到比科普利奖章更有价值。另外,赫歇尔觉得能从班克斯手里接过奖章,将足以引诱自己回到城里(Banks & Chambers,2007a:291)。到1782年2月24日,赫歇尔再次写信致谢班克斯:
华生博士告诉我你们通信的内容,我才发现享受了您如此多的恩惠,即使表达了谢意也是徒劳的,依旧亏欠您很多。大约半个月之前,我收到了侄子的一封信,他是国王乐队中的一员。他告诉我说,国王亲切地问他知不知道我的成果,并说第二年开春我就会去拜访他,而且带着我的仪器一起。现在我知道了,是您的屈尊谬赞,才让国王注意到了我。(Banks & Chambers,2007a:308)
国王对赫歇尔的科学发现十分感兴趣,尤其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后,国王也感到无限荣耀。很快国王册封赫歇尔为国王私人天文学家,年薪200英镑。1785年l l月赫歇尔致信班克斯,称赞了班克斯对科学进步的孜孜以求,汇报了新近的观测数据,然后感谢了国王的资助:
由于您很高兴地将乔治星的发现呈递给了国王,因此我才得以享受皇家保护和资助的尊荣。这极大改变了我的生活境况,我已经可以将我全部的时间用来研究望远镜的改进,也可以完成一些常规系列的观察以做出合适的判断,这样就可以发现什么东西依旧需要放大来研究。上次我正在制作的20英尺长的望远镜,已经十分成功;我现在要让整部仪器都更加精良,使它成为未来更进一步工作的绝佳版本。(Banks & Chambers,2007c:114)
1785年l l月22日赫歇尔的书信更是开篇就提到国王的来信,国王向他保证,以后可以提供望远镜研究所需要的全部花费(Banks & Chambers,2007c:121)。而具体的资助经费和详细的项目预算,都是在班克斯和赫歇尔多次沟通和交流后制定的,从材料购买到日常开销,到更加精细的打磨镜片工人的啤酒消费,最后到所有雇工工资,事无巨细(Banks & Chambers,2007c:310-313)。正是在班克斯和国王的帮助下,赫歇尔开始了职业天文学家的生涯。
其次,身份的相似也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两人都是大土地所有者,因此在改革农业、增加地产收入方面有共同的兴趣。农业是班克斯所有活动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他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尤为重要的是,班克斯作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展现出了这个阶级内心的优越性,他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想要保护整个阶级,甚至整个国家的利益。否则,班克斯通过常规的育种、圈地就可以增加土地收入了,没必要借助国王的力量来改造整个国家的农业。而国王则是国家最大的地主,希望能通过农业的进步,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长期的英法征战筹备军费。因此,乔治三世经常被人戏称为“农夫乔治”(Farmer George)(Smith,1975:98;Drayton,2000:89)。同时,农业改革与国王统治是否文明高效之间,似乎也有一定关系。乔治三世想借助班克斯的学术威望与博物学网络,为国家政策提供指导,为改良和增加农产品提供实践者和指导者,这样议会和国民就会增加对王室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正如德雷顿所说,农业一直以来是英国经济生活的中心,已经形成了乡村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英国王室和政府面临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他们迫切希望能通过农业改革来表现出自身的“进步”和“高效”。1793年,皮特政府成立农业委员会,将农业作为国家事业去管理;1799年,国王乔治三世同意资助皇家研究院,以将科学知识用于国家事业,尤其是农业。农业委员会和皇家研究院的成立象征着农业爱好者与国家结成了新联盟。国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领导,对工艺技术表现出了兴趣,他将自己塑造成帝国的第一绅士和“进步者”的标杆。邱园则是国王利用班克斯展示皇家恩泽的合适舞台(Drayton,2000:88-89)。两人的关系因为美利奴绵羊的引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Gascoigne,1998:44),班克斯所领导的皇家学会也因此得到越来越多来自王室的支持。(www.xing528.com)
班克斯和国王借助博物学知识进行的农业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英国农业从事者也并未从国王的农业试验中得到过重要启发(Smith,1975:98)。但国王并没有放弃过努力,他的支持一直以来都是班克斯完成其博物学实作的强烈推动力。事实上,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之中,博物学不像后来学者描述的那样,能如此有效地为帝国贸易和扩张带来利益。这解释了为什么班克斯的三次航行都是自费,为什么派驻博物学采集者需要借助他与国王和政府的私交了。因此,过分强调班克斯对农业改革和帝国扩张事业所做的贡献,来解释国王与班克斯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误导,因为班克斯的博物学活动顶多是帝国活动的辅助成分,不值得国王或政府为此劳心劳力。
最后,班克斯与乔治三世不仅在工作方面相互支持,私交也很不错。两人生病期间对对方的关怀和担心,显示出两位大人物的惺惺相惜。1787年l l月29日,国王致信卧病在床的班克斯,“听到班克斯爵士依旧不能下床,我很伤心。虽然这是一种常见方式,来向第一次遭遇痛风并痊愈的人表示祝贺,但你不能遵从如此残酷的礼节”(Smith,1975:103)。几年后,国王成了病人,他遭遇了一种难以诊断的遗传疾病,忍受着精神失常的打击。当他开始恢复时,召集班克斯到皇家邱园陪他散步。对班克斯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机会,来鼓吹植物学的好处。国王康复之后,班克斯充分利用了他所培育起来的王室对植物的热衷(Fara,2003:131-132)。班克斯与国王时常周六在邱园里会面,他会向国王提出一些审慎的博物学建议,而国王对他的提议也常常深表赞同。由此来看,班克斯的某些权势确实直接来自国王。国王侍从的日记中,记载下了两人会面的某些情境:
然而,国王与班克斯的散步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他们首先参观了异域植物园,然后穿过里士满植物园(Richmond Gardens),查看了那里的绵羊,接着他们通过伦敦路,到达马什门(Marsh Gate),国王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农园,并盖了农业办公室。(Desmond,2007:93)
班克斯在国王康复期间的陪伴和说服工作终见成效。遭遇这次精神疾病之后,国王更加爱上了植物,甚至把欣赏邱园中的植物作为某种辅助治疗手段,这进一步拓宽了两人的共同兴趣。1802年,班克斯陈述道:“自从国王因为自己的植物学兴趣熬过第一次疾病打击之后,他就越来越喜欢植物园了。”(Gascoigne,1998:46)国王对植物的爱好,为班克斯进一步开展博物学活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说辞和理由。他说服国王向牙买加、好望角等地派驻皇家植物园采集师,为邱园增加了大量异域植物种类(Smith,1975:96-98)。同时,国王也参与了国内主要植物园之间的管理和交流活动,1793年6月4日班克斯致西布索普(John Sibthorp)[2]的信中,再次提及国王:
我非常高兴地通知你,国王已经指示皇家植物园园长艾顿先生持续地为牛津药用植物园提供植物,这样你们那边就可以分享邱园的收藏了。蒙王恩,我有幸管理这项事情的执行。
因此,我希望你能参照艾顿《邱园植物名录》,提供一份想要的植物名单;同时提供一份简单的说明,来介绍牛津药用植物园现在所拥有或者准备建设的保存或育植植物的便利装置,以便我能从该著作所介绍的引进物种中更好地选择你能够使之存活的植物。(Banks & Chambers,2007d:222)
虽然班克斯时常借助国王来完成自己的博物学事业,而且两者也可以结下深厚的友谊,但是班克斯从不希望自己以及掌管的皇家学会置身于政治漩涡中。18世纪,欧洲列强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特权,时常发生大规模战争,英国不断卷入与荷兰、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强国的争斗之中。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让国内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王权与议会之争也在这一时期进入白热化阶段。班克斯如何能在政治纷争之中“孑然独立”、不受打压,同时又能保持住与国王的关系呢?班克斯选择了远离帮派之争,他曾在公开场合多次宣称,自己不参与政治派别之争。但这并不代表班克斯没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他的财富都在乡下地产上,因此,在政治事务中他本能地倾向于保守派,以保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班克斯的这种立场从来都不显于外,他以极其低调的方式强调自身的独立性,反倒强化了与乔治三世的关系。就像他的一位同盟者所评论:“约瑟夫先生的政治原则,是高度保守的,正迎合了君主的喜好;作为一个乡村绅士,他从未参与那些烦人的议会生活,也未幻想着提高自己出生后的地位,就一定可以成为国王的朋友。”(转引自Gascoigne,1998:44)
班克斯的批评者对他小心翼翼地培植起来的皇家友谊更是恶言相向,认为他完全是在国王的庇护之下才有如此高地位的。吉尔雷在图4.l的左上角画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说明毛毛虫是如何在阳光的照耀下成长为蝴蝶的。太阳之中有个王冠,寓意着班克斯是如何沐浴皇恩而成名的。斜跨胸前的绸带非常显明,是国王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授予他巴斯爵士时的绶带。这极具讽刺性和象征性的图画,映射出班克斯与国王的关系。
图4.1 南海毛毛虫化成巴斯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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