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与博物画：重要揭示

在博物信息编码与传播方面，绘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一般来说，博物学家在确定旅行路线后，就要筹备和阅读相关地区的植物书籍，通过对已有博物画的记忆，博物学家在途中遇到植物时，才能确定该植物对欧洲，或者对本国知识界来说，是否是新的物种。因为对博物学的采集、命名与分类工作而言，重复工作毫无意义，甚至会显得博物学家浅薄无知（Bleichmar，2004：188-190）。还有一种类型的博物学图画集，它是在先前博物学家带回的图画基础上，根据重要性编辑而成的关于某地植物的图册，资助人或大博物学家完成编辑工作后，将它交给远在海外的采集者，植物猎人有了图册后，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去采集植物了，这样效率会更高。

班克斯的职业生涯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海外探险，此时植物学绘画的标准已经相对固定，图画的学术性也已经得到博物学家的普遍认可。班克斯喜欢这种精确展现植物特征的方式，他的每次探险团队中都有随行的画家，随时绘制所遇到的珍奇物种，这样，即使带回国内的标本变了色，形状发生了变化，图画依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植物的本来面貌。同时，图画还易于保存、出版和交流，可以较为方便地向其他博物学家展示植物采集的成果。在班克斯的第一次海外航行——也就是纽芬兰和拉普拉多旅行团队中，埃雷特负责大部分的植物图画，帕金森负责无脊椎动物、鱼类和鸟类绘画，佩娄（Peter Paillou）负责部分动物以及风景、风俗等其他方面的制图（Lysaght，1971：101）。埃雷特是18世纪最著名的植物绘画师之一，他曾与林奈合作，绘制了克利福德花园中的一些稀有植物，这些图画后来成为1737年出版的《克利福德植物园》（Hortus Cliffortianus）一书的插图。因此，可以推测，埃雷特作画的风格会深深地打上林奈博物学理论的烙印。在埃雷特的自传中，这种推测得到了证实：“（我与林奈）是最好的朋友。他向我展示考察植物雄蕊的新方法，我很快就掌握了，并私自决定要用绘画展示出这种新方法。”（Tobin，1999：178）埃雷特由此改变了自己的绘画方式，开始关注林奈所描述的植物的最重要部分——清晰的花朵和果实，特别是雄蕊与雌蕊。

“在纽芬兰和拉普拉多之行里，埃雷特的植物画是绘制在牛皮纸上的，它们极其精致有效……班克斯亲自备注了一些植物的采集地点”（Lysaght，1971：102），如图3.4。“而纽芬兰和拉普拉多之行中的动物画则主要是帕金森和佩娄两位年轻人所作”。（Lysaght，1971：102）不同的是，佩娄的博物画几乎全部是水彩画，且绘制在纸上。目前，这些博物画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埃雷特的植物画与植物目录被保存在植物图书馆，构成了艾顿出版的《邱园植物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帕金森的动物画和佩娄的鸟类画主要安置在绘画储藏室。

图3.4　雪白委陵菜（Potentilla nivea）。班克斯团队采自Conche，埃雷特绘制

班克斯的另外两次海外探险团队中，也都配备了水平与威望俱高的植物绘画家，他们为班克斯绘制出了成百上千的植物图画。现在的自然博物馆中依旧保存着当时收集的标本和大量植物图画。这些有价值的植物学绘画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博物学家团体内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甚至一些著名的博物学家，如本南德、福伊斯特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过某些图画（Lysaght，1971：93-97）。它们为英国本土博物学家认识外来物种提供了有效的科学数据，同时图画的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林奈的分类学理论。后来班克斯在资助和策划海外远航时，也都会给随船的博物学家安排专门的绘画家，以便能收集到更好、更多的图画，去再现当地的动植物资源。

除此之外，散居在外的植物猎人、博物学家、博物学爱好者，甚至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都从世界各地为班克斯制作和收集植物图画。如在广州担任茶师的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里夫斯、医师邓肯兄弟都为班克斯传送过博物画。里夫斯几乎没有受过专业的植物学训练，但对博物学和园艺学格外热衷，通过自身努力习得了当时流行于英国的林奈体系。动身开往中国之前，一位亲戚曾将他介绍给了博物学元老班克斯，年轻的里夫斯从班克斯那里得到了指示和一些简单培训。到达中国后，里夫斯雇用广州当地的画家依照园艺画传统进行绘制。里夫斯的图画主要强调完整美丽的花朵，兼顾花朵细节，这对中国画师来说是极其奇怪的。里夫斯不得不经常地提醒和严格要求中国画师，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画法来描绘植物。因此，由里夫斯和中国画师完成的博物画，成了双方文化遭遇的场所（范发迪，2011：66），工艺技术的差别透漏出背后截然不同的植物学理论。传回英国的1000多幅作品保持了较高的质量，为班克斯等英国博物学家提供了认识中国动植物的主要途径。(www.xing528.com)

另外，后来担任加尔各答植物园园长的罗克斯伯勒也采用同样的方式，雇用印度当地画家绘制了上千幅图画寄给班克斯。班克斯认为那些图画无论对于博物学家认识印度植物，还是对于东印度公司开拓海外新区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便说服东印度公司资助出版了这些图画。1795年罗克斯伯勒从加尔各答寄给班克斯的书信中，提到了这些图画的出版：

当确定那些植物图画将要出版时，我开始为它们（约1100种）排序，并为每一种植物做了简短介绍，在这个过程中我翻阅和使用了图书馆中的所有书籍。现在已经完成一半，我将利用公司本季度的第一次远航船只寄给你一份副本，希望对你的出版工作有用。（Banks & Chambers，2011：335）

图3.5　《东印度公司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植物》中的图画

（2012年4月26日拍摄于皇家学会图书馆）

现在，皇家学会的图书馆中还馆藏着三卷本的《东印度公司科罗曼德尔海岸的植物》（Plants of the Coast of Coromandel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制作过程显然受到了林奈理论的影响，图画对花和果实进行了清晰描绘，有时候甚至会省略掉根部和茎部，只在文字部分给出说明，如图3.5。除了从各地接收博物学图画，班克斯还从之前的图画中选择一些重要的植物编辑成册。据范发迪考察，班克斯一定有一本中国画师绘制的植物图册，他根据对植物的需要程度在图上标注出重要性级别，然后把图册交付给邓肯兄弟，后者便按照图册完成任务。后来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7]使团和邱园派出的植物猎人克尔（William Kerr）也都使用过这个图册（范发迪，20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