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西方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但也是西方志类研究的早期代表，以至于近代博物学都被看作是在亚里士多德主义范式内部进行修正和补充，而不是反亚里士多德（皮克斯通，2008：58-59）。这类博物学研究深深植根于区域的经济运作方式、社会习俗和器物文化之中，是文化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老普林尼、文艺复兴直到后来的启蒙运动初期，博物学家的编目、描述工作依旧带有着浓厚的目的论和地方文化色彩。总之，该时期博物学家倾向于将文化、社会等带有典型空间特点的因素作为博物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倾向于使描述屈从于意义。
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帝国殖民事业的发展，博物学开始生成新的研究范式。新形态博物学尤其是帝国博物学家面对愈来愈多的异域博物学材料时，开始将更多精力用于观察、描述、分类和利用，而较少去关注或论述深层的目的性。因为从新大陆运回到欧洲的标本已经被略去了神话或符号意义，传统博物学所蕴含的象征性解释系统开始崩塌（Ashworth，1996：17-37），所以欧洲“第一批包括新大陆植物的植物学著作也是第一批丢弃人的、符号的方面，创造无任何想象的东西的博物学著作”（皮克斯通，2008：61）。概括地说，这种新博物学多是自然主义模式的，而非早期解释学的。福柯发现并论述了博物学前后两种范式的变化，他认为在17世纪以前，符号是物的一部分，历史就是有关一切看得见的物以及在物中被发现或置放的符号的错综复杂和完全统一的结构。而到了17世纪，符号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它不再是物的附属，而成为表象的样式，即根据事物相同的表象要素为之命名而成之为物的符号，如林奈向自然史提供的描述性秩序（福柯，2012：170-172）。它表明，自然物体可以通过移除其符号意义、神学、词源等而被揭示和认识。
因此在理论层面上，帝国博物学家的视野是全球性的，面向异域的，热衷于寻求和宣扬普遍性知识，这是帝国博物学的理论生产层次。随着帝国扩张和航海运动的逐步深入，来自新大陆的物种资源大量涌入欧洲，旧大陆的博物学家面对着堆积如山的动植物资源，急切需要从理论层面消化这些被造物主安置在异域的自然物——即用科学的分类方法重新整合这些改变了空间位置的物体，这几乎是中世纪动植物学家不曾梦想过的（狄博斯，2000：62-63）。
18世纪30年代，对编排有强烈兴趣的林奈设计了一套简单易行的分类方法，表征着帝国博物学理论层面的集大成，即只要知道植物雄蕊与雌蕊的数量、相对位置关系等特点，就可以对植物进行分类，就可以为每个物种找到其“被指派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既是它的空间所在，也是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发挥其功能或作用的地方（沃斯特，2007：56）。因此，以往博物学家所关注和讨论的植物的本质特征，如气候、土壤、宗教、文化的关系等一系列因素都变得不再重要。“林奈将它们变成了掌握不同植物形态名称的辅助因素，或者说次等重要因素。”（Tobin，1999：184）
班克斯帝国博物学进路的最明显特征，就是重视全球采集和植物命名。与怀特所代表的阿卡狄亚博物学家相比，班克斯帝国博物学家在认知层面上更偏好和执着于遥远的新世界，他们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帝国博物学家像天主教徒一样，致力于将“客观”“尊贵”的知识带到蛮荒之地。当然，博物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为新发现的物种立“法”。班克斯博物学的核心认知活动——采集、制图、分类、命名等，不仅是探求事实的科学研究，更是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博物学家“发现”某种新的动物或植物，用林奈体系或者自以为“正确”“客观”“普遍”的体系对之加以分类，用严格的科学语言拉丁文为之命名，并加以描述。他们用西方“标准”的制图法加以再现和传播，将活生生、具有地方特色，甚或蕴含当地文化的实物标本，转变成具有“统一”特征的科学观念和专业术语，最终目的是要全面、精确地描述全球博物史。这种信念源自与欧洲扩张相伴而生的地理与自然观，也源自欧洲科学家傲慢的信念，即认为自己有权“客观地”游历并观察世界其他大陆（范发迪，2011：114）。
班克斯或许不像林奈那样，在植物分类和命名等理论创建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是在接受、使用和传播林奈体系方面，班克斯无愧于精神层面的林奈门徒身份。以班克斯成名的奋进号航行为例。为了这次远航，班克斯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馆中收藏着许多博物学家的出版物，尤其是林奈的著作。由此可以窥现班克斯对林奈理论的钦佩之情。另外，班克斯团队中还有林奈的高徒索兰德，林奈尤其喜欢索兰德在植物学方面的天分，曾想把女儿嫁给他，并让他继承自己在乌普萨拉的职位，但最终索兰德加入了班克斯团队，背叛了恩师。
采集到新植物时，班克斯与索兰德总是先比对林奈的文本，严格按照林奈体系去命名和分类，由画家帕金森负责绘制，并由专门的人负责制作成标本。在订制标本的纸张上，标记着班克斯或索兰德赋予植物的新名称，一般还会表明采集时间和采集地点。而对于该植物与当地气候、风俗、土著的关系等一系列地方性特征，则提及较少或根本不会涉及。班克斯的航海日志中多次提起过他发现新物种时的情形：
1768年8月26日（起航第二天），微风习习，风和日丽。海员看到了一群鼠海豚（porpoise），应该是林奈著作中的Delphinus phocaena，因为它们的鼻子很钝。
1768年9月5日，昨天的日志中忘了提及，我们用绳索套住了两只鸟，它们也许是从西班牙飞来的，一直随船前行距离没超过5或6里格[1]。今天早上又网住一只，交给我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它们三只是同一个种，林奈没有提及过，我们将其命名为Motacilla velifacans，它们像是海员，冒险登船以环游世界。（Banks & Beaglehole，1962a：153；156）
图3.l是班克斯奋进号之行过程中收集到的标本，现藏于自然博物馆。在图的右下方，有三个标签，位于中间且呈土黄色的那个标签最为古老，应当是班克斯或索兰德所写，上面记载了以班克斯名字命名的植物名称“Banksia integfolia”（全缘叶筒花）[2]。最后一个单词表示该植物是按照林奈的理论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第二行是标本的采集地点“Botany Bay”（植物湾），表明它是澳洲地区的特有属。此时，该植物具有了统一、合法且在欧洲范围内有效的名称，它将被合理地放入秩序等级中自己该处的位置。此后，这个名字又被植物学家考证和校对过两次。
之后，班克斯还组织过多次海外探险活动以收集新的物种。植物标本运到英国后，一般先由班克斯和索兰德为之命名和分类，然后决定将标本储藏或展览到什么地方，或者将植物移植到哪个植物园。据统计，仅在1787—1806年的20年间，班克斯借助远洋航海，亲自安排和组织过l l次大型的活株植物移植活动（Carter，1988：558）。
图3.1 班克斯奋进号之行中采集的标本
（2012年9月22日拍摄于大英自然博物馆标本室）
1782年索兰德逝世后，德吕安德尔（Jonas Dryander）[3]成为班克斯图书馆及博物馆的管理员。德吕安德尔以林奈分类法为标准，对馆藏物品进行整理，编辑出版了5卷本的《班克斯博物收藏名录》（Catalogus Bibliothecae Historico-Naturalis Josephi Banks）。班克斯博物馆具有良好的声誉，总有许多博物学家慕名拜访。因此，这些按照林奈理论进行命名与分类的植物标本无形之中影响了许多博物学家。另外，班克斯的巨大成就，加上航海中的传奇故事，使他一时之间成为启蒙运动思想的典型代表和知识界的民族英雄，他所采取的林奈体系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从表面看，班克斯和索兰德所进行的命名、分类、展览活动只是简单的科学认知活动，与利益无涉；但从后现代殖民主义视角来看，即使去掉这些科学活动背后所隐藏的利益目标，也去掉科学活动为殖民事业和扩张活动所带来的直接效力，仅仅是他们的认知方法，就已经表现出了明显的帝国特征或者殖民倾向，只是这种倾向更多地体现在思想领域。普拉特（Mary Pratt）在其《帝国主义视角》（Imperial Eyes）的第一部分创造性地提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概括性地指称帝国博物学的这种认知特点，他恰当地将其称为“反征服性叙述”（anti-conquest narrative），意在展现它与暴力征服不同的帝国过程。普拉特论证道，这种模式与帝国征服、强制转变、殖民地占有以及奴隶制维持等赤裸裸的传统帝国活动方式不同，它强调一种乌托邦式的、单纯无害的愿景，但核心依旧是强调欧洲对全球的权威。普拉特认为，使用“反征服性叙述”这个词汇，主要是想突出博物学的“理性”价值，特别是与早期的帝国活动、欧洲扩张以及王室掠夺相区别（Pratt，2008：38）。
班克斯与索兰德的博物学认知活动主要是采集新物种，然后按照林奈体系，将在全球收集到的植物冠以一个新的、由两个拉丁词组成的名称，并按照繁殖器官特征，将所有植物整齐划一地分为24个纲，正如图3.l所示。这种博物学认知活动不涉及血腥的武力入侵，也不对新世界施加物理暴力，只是追求在认识论层面上，尽可能多地描述世界新事物，建立起新的统一的自然秩序。这样，博物学的支持者们可以高尚地宣称博物学的无害、友好甚至慈善。正如著名诗人派伊（James Pye）对班克斯的颂扬，在他看来，班克斯的植物采集活动采取了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延伸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帝国权势（转引自Tobin，1999：175）：(www.xing528.com)
乔治王父母般的权威和大英帝国的律法，
超越了亚扪[4]帝国的范围……
突然间，一艘乐天的船只抵达了世界的尽头，
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声名，
对科学的执着导演了这次勇敢的探险。
尽管派伊热情洋溢地赞扬着班克斯博物学认知活动的客观无私利性，但敏锐的后殖民主义科学史家依旧坚持认为，班克斯团队的博物学命名与分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帝国活动。“18世纪的（植物）分类系统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每一个物种，并将它从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分离出来，填充到分类系统中的某个位置，并赋予它一个新的欧洲化的学名。林奈生前将8 000种植物添加到了他的体系之中，并因此受到了赞扬。”（Pratt，2008：31）林奈博物学骄傲地隔离了植物的时空网络，将某种植物看作与周围气候、环境、动物、其他植物以及人类无关的独立体，正像布尔斯廷（Danie Boorstin）对林奈的描述：“自然物体构成了自然界这个巨大的集合，林奈作为管理者徜徉其中，贴着标签。他的这项辛苦工作师承先祖——天堂里的亚当。”（Pratt，2008：32）
班克斯和索兰德作为林奈的门生，继承了林奈的事业，继续将见到的动植物新种纳入林奈的统一体系中，填充着为这些植物“预留”的位置。单单是奋进号航行的三年间，班克斯就带回了大量的植物标本，涉及110个新的属，l 300多个新种（Adams，1986：126），欧洲人之前基本上不认识这些来自南太平洋地区的植物。班克斯掌管邱园的几十年间，邱园大约引进了7 000种新的植物，大部分都经过了班克斯团队的命名、分类与安排。
另外，班克斯是享誉英国的博物学家和林奈门徒，一直有林奈高徒在身边协助，所以有许多博物学家主动向他咨询植物命名和分类等问题，而班克斯也时常不吝赐教，他们之间的交流中时常会提到林奈体系的重要性。许多受过正规教育的博物学家接受了林奈体系，在与班克斯的通信中经常提及植物的分类与命名问题。1783年8月12日，凯尼格（Johann Koenig）从马德拉斯写信给班克斯，介绍了菊花、柚木等一些植物，并提及后者属于林奈分类体系中的Heptandria Monoginia（Banks & Chambers，2009：25）。而1791年l l月26日，亚历山大·邓肯（Alexander Duncan）从广州致信班克斯，提到了林奈体系的重要性，
因为我没有拿到您的著作中图画的拷贝，所以我承认，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我必须再次请求，您能重新寄送一份。这不仅是为了扩大收藏，而且是为了带给我那些聪明又教条的朋友一些理性……跟您说声抱歉，我没能更好地了解林奈体系，并且您的记述，也因为我们的船只在这个季节伊始就出发了而没能携带，博物画那本书可能会随最后一班船到达。（Banks & Chambers，2010：306-307）
亚历山大·邓肯在这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没能更好地了解林奈体系以及班克斯博物画著作的遗憾，因为这样就不能更好地收集植物了；另外，他要用这些知识去改造那些教条的朋友。而1794年夏天，班克斯在给亚历山大·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的回信中，讨论了安德森从1788年到1792年间在圣文森特（Saint Vincent）植物园的博物学手稿，以及1792年9月之后从其他地方引进的33种植物。班克斯极其尊崇林奈体系，严格按照林奈体系的要求来命名和分类新发现的植物：
我回忆不起来在上次的书信中，我是否提及一种称之为中国柠檬（Lemon China）的植物，它的绘画已随附信件之中，你也已经在春天的时候收到了。它的名字叫Limonia Triphilla Linn……
林奈给出了一种特别具体的体系，你要认真模仿。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尝试改进它。当你发现一种新植物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给出一个拉丁名字，然后用英语给出详细描述，这样对欧洲博物学家来说就已经足以确认它的不同了。实际上，只有创造这个体系的人才能真正确定是否是个新种以及它的特别之处。因为除非是创造这个体系的人，使它包含了每一个物种和很好的描述，否则几乎无法设计出一个正确的来。（Banks & Chambers，2011：212-213）
英国的普通民众或者博物学家，在花园里或者班克斯的博物馆里，观察着这些来自世界遥远地方的植物或者标本。这些植物或标本的注释中通常包含植物采集的大体时间、地点以及新的名称；基本不会详细提到植物原先的生存环境，与周围物种以及人类的生态联系；更不会提到这些植物在生长地的名称，及其名称暗含的意义，或者与该植物相关的神话故事、名人逸事等。似乎只有林奈体系所关注的特征，如雄蕊、雌蕊的数量、位置、比例关系，才能真正反映或者代表这些植物的本质。因为这些特征又是客观的和定量的，不因时间、地点或者观察者而发生任何变化。简单地说，林奈、班克斯等博物学家通过命名、分类等认知活动实现了植物特征的“客观化”描述，也因此成功地实现了植物的“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他们选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植物性征来为植物分类和命名，并将这些新物种制成标本带回国内，切断了物种与大自然、历史、社会和符号世界的复杂关系。于是，本来具有浓厚地方性特色的植物，变成了具有一致标签的世界性物种，它们被纳入统一的秩序之中，既有利于博物学家构建知识体系，也为他们进一步交流和移植实用植物提供了便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博物学的每一步进展，往往意味着对某些物种及其信息的空间限制的突破，即物种或信息位置的变换，并且最终形成统一的秩序。旧大陆的博物学家和政治家认为，新世界的人类往往是非理性的和非科学的，他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自然物品和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欧洲的人有义务帮助新大陆的人建立起自然的统一秩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也会为各民族及其文化建立统一的秩序（Mackay，1996：52-53）。可以说从一开始，帝国博物学家就满怀启蒙运动时期的乐观心态，他们致力于构建一组组相互交叉的物种空间运动图，从而创造一种人类交往地理学。
帝国博物学家在理论层面对客观性和普遍性知识的寻求与近代自然哲学家毫无二致。启蒙运动时期的帝国博物学家甚至倾向于认为，自然物体只有通过移除其语言、神学、伦理等因素才能被揭示。这种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它暗示着被移除的东西只是附加物，是与事物本质无关的外在因素。事实上，这些因素往往是构成宇宙中某个物种的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博物学活动与其说是剥夺了自然物体的“外在意义”，毋宁说是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文艺复兴及更早的“自然物体”的概念。林奈的动植物收集、分类、命名等认知活动去语境化和去地方性特征，使得异域植物变成了具有一致标签的世界性物种，地方性知识被纳入到了统一的知识谱系之中。以便在相同的个体面前，每个人都能够做出相同的描述，反之，从同样的描述出发，每个人都能识别出与之相符合的个体。
帝国博物学这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研究对象批判了传统博物学对地方性、多样性的宽容以及对附魅传统的纵容，用“唯一”“科学”的标准重新定义生物体的“本质”特征，更易于实现认知领域的扩张。就学科比较来看，帝国博物学在打破物种地方性空间而追逐普遍性和客观性层面似乎更接近于欧洲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在此基础上，帝国博物学家可以顺理成章地开展作物移植，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气候和土壤等因素相近，生长在中国的茶树与生长在大英帝国的茶树没有任何差别。这种视阈完全忽视了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等社会因素，或者仅仅把这些社会因素作为外在因素，破坏了地方性和完整性。
当然，在这个知识建构的过程中，影响是相互的。每个地方都产生了或正在产生关于自然的知识，这些地方性知识可能相互异质，但在与欧洲文化相遇时，便会发生某种碰撞与融合，在被改造的同时也改造着欧洲传来的知识，双方在这个意义上重构自身和他者，从而变成更具整体性的全球科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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