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空间逻辑与认知特性

帝国博物学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认知层面，借助异域物种，发现“自然的”系统，这个系统根据物种的“本质”划分等级秩序（汉金斯，2000：150）；二是实作层面（见第5章）。就第一层面的“帝国性”来说，这可能与欧洲特有的海洋传统有关，海洋构成了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文化中特有的“自然”，构成了这些民族国家公共的和开放的自由探索空间。因此，在帝国科学的门类中，博物学、地质学、海洋学等学科就成为近代直至18、19世纪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到帝国博物学，它在认知层面的基本任务就是发现、采集、描述以及用“科学”的命名法和分类法，把名词赋予物，用普遍性、客观性实现物种的去地方性，后殖民主义史学将其称为西方话语霸权。沃斯特在讲述18世纪博物学发展的帝国进路时，重点关注了空间范式的转换。这类博物学在早期以弗朗西斯·培根和林奈为代表，致力于通过理性认识寻找自然的经济体系，通过艰苦的劳作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核心理念是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为人服务（沃斯特，2007：19-20）。具体来说，在传统博物学的研究视阈下，每个物种都有其“被指派的位置”，这个位置既是它们的空间所在，也是它在整个有机整体中发挥作用的地方。物种存在及其本质都是地方性的，即物种存在的全部特性都生成于它所在的自然环境甚或社会文化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博物学的研究对象一般不是单纯的物种，而是整体性或者系统性区域空间的有机体，其中的动物、植物、矿物与人的物质生存和文化传统存在着复杂联系，是一个综合了地理、人文等多重因素的世界；而近代帝国探险所导致的地理空间的扩张，打破了原有博物学所认定的物种的空间性，在本质上是脱域的。

另外，博物学家建立的这种“纯粹性”“无私利性”的知识帝国，往往是为进一步殖民掠夺服务。班克斯曾多次强调，通过博物学活动构建起庞大的帝国网络，一方面增加大英帝国的财富，另一方面改善当地人的生活状态和文明程度。而这些几乎完全是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当地人的立场和意愿从来得不到真正的考虑。本章将要展示：帝国博物学在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且从深层次看，两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和对称性。崇高的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暴力的文化征服，是赤裸裸殖民掠夺的帮凶。(www.xing528.com)

与西方国家利用坚船利炮疯狂殖民异域社会相比，认识论层面的帝国博物学没有血腥的暴力，也没有武力的征服。这些帝国博物学家通过知识的扩张，骄傲地为未知自然域送去秩序，并由此宣称着对遥远国家的主权。可以说，这种帝国意识形态为实践层次的帝国活动提供了智力支持和道德合法性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