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宗教之争：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

在欧洲18世纪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里，崇尚科学而贬低宗教和教会是学者最津津乐道的事业。当时的启蒙先驱认为，新时代需要用知识荡涤自中世纪以来的迷信和蒙昧，用理性来扫除无知，这样社会才能进步。牛顿力学体系的成功带给人们强大的自信，此时的科学不仅因其成果而显著，而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探究方法受到尊敬。

“尊敬科学与不敬宗教之间的进一步联系是在认识论层次上发展出来的。既然科学知识来源于对最终由感觉经验而产生的观念的反思，这就会引诱人们得出结论说，任何别的认识模式都是不可能的。那些以启示、神性的光照，或者对神恩王国的任何一种直觉为基础的知识主张，可能被当作站不住脚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布鲁克，2000：159）另外，自然律的概念也增强了人类的自信，使得科学成就与某些宗教解释相比毫不逊色。

因此，有学者先验地认为，当时对宗教或教会的批判完全是出于科学的原因，是科学进步的成果彻底摧毁了宗教坚固的城堡，使得宗教在人们心中地位尽失，至少不再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可真实的情况是“痛斥教权时把科学转变成一种世俗化力量的，往往不是自然哲学家本人，而是那些在社会政治方面有不满情绪的思想家”。（布鲁克，2000：161）班克斯是皇家学会的管理者和科学利益的代言人，是帝国博物学网络的掌舵者，但他反对宗教和教会的理由中，很少是因为博物学发现或者数理科学成就与宗教神学的理念相冲突，而更多的是因为社会、政治或经济因素。

班克斯曾经与卫斯理（John Wesley）所领导的福音主义运动有过冲突，事情的导火索是福音派所主张的废奴运动。18世纪下半叶，英国对外贸易激增，特别是贩卖黑奴的“三角贸易”让英国人获利颇丰，但对奴隶来说无异于一场劫难，黑奴在恶劣的条件下劳动，艰苦的环境造成了大量死亡，如巴巴多斯地区，1712—1768年输入黑奴20万，但人口仅增长2.6万，死亡率极高。18世纪下半叶，一批福音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开始关注奴隶境遇，并从80年代起组织反奴运动。他们形成了庞大的力量，迫使议会于1807年通过法律来禁止奴隶贸易（钱乘旦，2007：206-207）。班克斯对福音派倡导的废奴运动表示强烈不满。他认为，废奴运动在神学层面是不合理的，神学教派不应该过多地干预政治生活，从而背离了自己的本来角色。在1792年写给科尔特曼（Thomas Coltman）的信中，班克斯恶意地批评和讽刺了福音派：福音派打着神学的幌子来宣称，奴隶贸易在上帝眼中是罪恶不堪的，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容忍这件事呢？（Gascoigne，1994：42）

对福音派的批评成了班克斯反教权主义的一个典型事件。首先，班克斯害怕英国教会像法国天主教那样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政治受制于教会而缺乏自由，所以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教会对国家决策的干预。其次，班克斯本人就是奴隶贸易的推动者，并且直接参与了此事，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加本阶级的收入，增进国家财富，实现帝国扩张。最后，奴隶制消失所带来的农业劳动成本上升，也同样导致作为地主的班克斯对废奴运动的不满。(www.xing528.com)

争夺土地所有权也是班克斯反对教会的一个因素。他在林肯郡有大量的地产，是该郡富有的地主阶级。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农业利润的提高，开发荒地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但是在土地扩张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与当地教会的冲突，班克斯痛斥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并宣布要与教会对簿公堂。

总之，班克斯对待宗教的态度是明确的，在1805年4月19日致莱斯利（John Leslie）^[19]的信中，他一方面认为，“人当然应该履行对创造者的义务，也应该回报神对他慈悲的救赎”；但另一方面“人不应该无条件地同意所有不成熟的教条，这些教条只是那些一知半解的前辈们留给比他们更开明的继承者的遗产”（Banks & Chambers，2000：264）。因此，信条和教会不应该有任何的强制性权力。班克斯尤其反对教会以一种霸道的严厉态度来对人们的思想施加影响，他说：“教会不可以通过有害身心健康的惩罚，来扩大其对人类思想的影响。温和的态度把宗教带入了人们的心灵……；但是相反的极端态度却使得宗教的导师们（Teachers）在所有人类的眼中成为丑恶的，而且把宗教本身置于被遗弃的危险之中。”（Banks & Chambers，2000：264）

班克斯的宗教观在他对帝国博物学网络的建立和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避免教会干预，甚至在方便的情况下谋得宗教团体的帮助，班克斯没有加入反对宗教的阵营。但班克斯刻意保持着教会与科学组织、科学运营的距离，在宗教团体与政府之间，他选择了博物学与政府的结盟，从而影响了博物学乃至整个英国科学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