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品鉴赏玩 - 班克斯帝国的博物学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观点去看待17、18世纪人们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就会陷入严重的“辉格史观”。因为在那个时代，通过观察和实验等自然科学手段去研究自然是一件很不入主流的事情，人们更多借助《圣经》或古代经典著作来寻求知识。直至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激进的”思想家们才试图说服人们，要靠近代的科学和理性来扩大人类知识的界限。但是两个阶段的转化并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在这个过程中，贵族的“品鉴赏玩”之风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

具体来说，贵族的“品鉴赏玩”活动一般始于收藏和展示。因为收集异域植物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去购买和大量时间去保存，所以每一次成功的博物学采集活动的背后，往往都有殷实的家庭财富做后盾，或者拥有政府支持或商业投资，普通家庭难以维持这个庞大的收集和管理体系。英国皇家学会始于玻意耳时代，这种“品鉴赏玩”之风的动机从一开始的炫耀财富或打发时间，转变为收集材料、推动实验和促进知识。

而班克斯时期的博物学依旧延续了这一传统。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博物学主要是一种上流社会之文雅风俗（politeness或者polite culture）。在18、19世纪的英国社会，politeness指代着绅士般优雅的行为、高雅的品位、良好的文学素养和丰富的知识储备，当然，这种贵族的社交文化的前提，是雄厚的家产和高贵的地位。尤其是对于皇室和贵族女性而言，探险旅行可能不太适宜，但她们依然可以从事愉悦身心的博物学活动，比如在私人花园或亲友家中观察花鸟虫鱼，探讨博物绘画或博物艺术，收藏大自然的珍品等。比如，国王乔治三世及夫人夏洛特王后对植物学的热情就感染了大量贵族参与到博物学活动中，他们就像典范，塑造和引领着博物学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上流社会之文雅风俗联系在一起的贵族博物学，充满着鲜明的阶级特征，与贵族阶级的权力和财富紧密相连。

另外，林奈的双名法也使得上流社会的这种文雅风俗得以强化。像近代欧洲天文学家用某个贵族或王室的姓氏来命名新观测到的星座一样，林奈双名法“随心所欲”地用人名来命名某些植物（如班克斯被命名为山龙眼科的筒花属Banksia，而班克斯则用夏洛特王后命名了鹤望兰Strelitzia）的方式也同样激起了上层社会的博物学兴趣，吸引他们投入博物学以更多的精力和财富。也正因为如此，班克斯担任主席期间皇家学会会员的构成中，依旧存留着大量的社会名流，包括显要的政治官员或者富商巨贾。而班克斯在选择会员时，也十分看重地位和财富。比如曾经被他拒绝入会的沃恩，就因为继承巨额财产成为爵士后，被准许加入皇家学会（Weld，1848：153-154）。

需要明确强调的是，在班克斯生活的时代，与贵族阶级之高雅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部分博物学，尤其是与殖民扩张和商业冒险相关的帝国博物学，才真正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潮流乃至国家发展产生了引领性影响；平民博物学，如同时期的怀特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但是，经济形势的巨变还导致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他们服务于企业机构、工厂或者新产生的产品销售领域。在这些新兴行业里，他们获得了大量财富，有实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尤其是上层社会所争相竞逐的博物学收藏与收集活动，逐渐成为新兴中产阶层的时尚追求。这些植物爱好者包括富有商人、银行家、政治家、船舶代理人及其他新贵。1780年之后，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英国人对园林和园艺的喜爱已达到狂热程度，家境富裕的人真正开始一门心思地建立花园来种植植物（基尔帕特里克，2011：163-165）。

从总体上看，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贵族的“品鉴赏玩”之风在寻找自然秩序与和谐方面赢得了尊严。如果说牛顿的伟大之处在于用数理科学为自然建立了统一的秩序，那么博物学的“品鉴赏玩”逐步开始用系统的观察和实验，致力于为自然立法。

帝国博物学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具有了繁荣发展的智识之源。而当时如火如荼的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则提供了配套保障。英国在印度、中国、东南亚等太平洋许多地区的生意，都是由东印度公司操纵和实施的。他们借助博物学家的知识，在世界许多地区建立植物园，栽培有价值的经济作物，以获取丰厚报酬。如印度的加尔各答植物园（the Culcutta Garden），是由东印度公司驻当地的工作人员基德（Robert Kyd）^[6]建立起来的，筹划期间得到过班克斯的鼎力相助。最终，这个植物园不仅能生产当地的一些重要经济作物，还能栽种一些从邱园、新南威尔士、新西兰等地移植来的新物种。植物园既满足了博物学研究的需要，又能给英国及其殖民地带来巨大收益，而后者，也正是基德和班克斯说服王室与东印度公司同意建立植物园的重要砝码。基德在1786年6月l日向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提交的第二份建立加尔各答植物园的申请报告中，多次强调了植物园的用处，而班克斯将信中这些重要的条目摘抄下来，以报告给东印度公司高层管理者：

我知道，东印度公司一直嫉妒荷兰，他们因为占领了锡兰岛（Island of Ceylon）而不断积累财富。这种利益主要是肉桂树带来的。我们在五年前从这个岛上得到过树种，去年才想起种植它们。（如果能在花园里成功种植）东印度公司委员会就可以告诉荷兰人，肉桂树现在在孟加拉（Bengal）^[7]繁荣生长。我无法奉上图画了，只能随信附一素描图，它是比照自然中的植株描绘的，果子还不太成熟……(www.xing528.com)

利用这次机会，我再次陈述建立植物园的好处：它不仅是为了收集珍稀植物、珍奇藏品或满足奢侈欲望的装饰品，也是为了建立一个供应站，向土著居民或大英子民分发和传递有价值的物品，并最终扩展国家的商业范围，提高国家财富。（Banks & Chambers，2009：119-120）

同时，植物园的建立还能给英国移民者提供一个学习当地知识的机会。例如，班克斯曾建议用斯里兰卡的植物园来研究当地医生开过的草药，以此改进英国医药，提高治病效力。另外，在东印度公司的主持和帮助下，香港、南非等地也都陆续建立起了大英帝国的植物园^[8]。作为殖民者，基德想借此履行宗主国对殖民地照看和保护的义务，认为植物园的建立会极大帮助当地居民。（Banks & Chambers，2009：113-116）。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由于自身对博物学的兴趣，也成了帝国博物学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范发迪先生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是对该类型博物学家的一个经典案例研究。著作以远离帝国中心的机构和人员为对象，考察了他们与中国人，特别是下层民众之间的跨文化接触。深处异国他乡的欧洲人，与当地人做生意，交换商品，并建立起业务网络和长久的社会交往关系，他们借机采集标本，偷学中国博物学知识。范发迪专注于这些商人的博物学实作，就是为了说明，远离帝国中心但受中心控制的帝国商业网络、宗教团体等势力，在科学知识建构上也能担任关键角色。

大英帝国殖民扩张为帝国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与精神、文化层次的扩张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殖民扩张活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海外探险和发现新大陆成为欧洲各强国主要的对外活动，它们为帝国博物学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和可供利用的舞台。英法“七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英国第一帝国的形成。从此，英国的海上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确立起了霸权地位。为了保持英国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原材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大英帝国借助自己庞大的海上力量，不断派出舰队去寻找新殖民地。

此时，希望探索新世界动植物的博物学家便有机会随船同往。作为回报，博物学家可以选择某些有价值的物种带回本国栽培，来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还可以帮助新殖民地的移民者尽快适应新大陆。这种模式正好印证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预言：对自然的理性研究可以直接带来神奇的政治回报。另外，弗朗西斯·培根还坚信，在自然规律与政府政策的规则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Drayton，2000：30）。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系教授、班克斯研究专家加斯科因，更是直接写过一篇论文，题目便是《自然秩序的确立与帝国秩序的确立》（The Ordering of Nature and the Ordering of Empire），文章论证了对自然秩序的追求如何赋予大英帝国扩张以道德意义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同时在技术层面上帮助了帝国殖民活动（Gascoigne，1996：107-113）。

大土地贵族和新兴工商业阶级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工商业阶级在这一时期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土地依旧是财产和权力的基础。在18世纪，土地利益依旧主宰国家，土地所有者从上到下控制着国家的政权。班克斯和他的重商主义同事一起，在科学（主要是博物学）与帝国行动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联系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