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英国农业革命与科学管理

工业革命因为极大地改变了英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的生活方式而受到众多史学家关注。但在此之前，近代英国经济发展的迹象首先在农业中表现出来。根据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的观点，从18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农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史学家将其称为“农业革命”（钱乘旦，2002：213）。这一时期的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圈地运动，大土地所有者因此而获得了大量土地，有条件实行集约式经营。而且随着海外扩张，农产品逐渐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不断刺激地主改进农业生产。

农业改革的方式有很多，如改良土壤、采用新式耕作工具、建设良好的水利工程、使用化肥等，这些方式都可以产生巨大的效益。但这些革新基本上是经验的，通过试错法取得（沃尔夫，1997：586），与博物学没有太多直接联系。因为当时博物学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动植物标本，描述、命名和分类，以寻求上帝所赋予自然的秩序。如“托马斯·科克，后来成为莱斯特伯爵，就是个成功的农业改革家，他在贫瘠的土地上播撒泥灰增加地力，并引进新品种，结果在15年中使庄园的收入翻了四番，40年里收入从2 000多英镑变成20 000多英镑。另一位乡绅罗伯特·贝克韦尔则主要从事畜牧业的改良，他的牛、羊、马牲畜吸引了全欧洲的人去参观”（钱承旦，2002：214）。斯莫尔木犁的发明与改进，也与我们所说的近代博物学知识关系不大，但它确实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

但有一些农业增产手段却是农业改革家和博物学家共同关心的，准确地说是博物学家可以为本国农业所效劳的——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交换和栽培有价值的植物，或引进新的动物。班克斯作为林肯郡地产广袤的大地主，必然具有增加地产收入的动力和意愿，同时他又是一位注重实践的博物学家，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引进新物种、改良旧品种。在这些活动中，班克斯作为地主、农业改革家、博物学家的身份从来就没有分开过，这也是乔治三世欣赏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班克斯始终将土地放在国家经济生活的核心，就像土地在他自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在德雷顿看来，班克斯对土地的重视，显然不仅受到基督教思想以及辉格党传统的左右，更有明显证据表明他受到了重农主义者的影响。他将国家经济形象地比作一棵树，树的根基是农民，略往上点的树干是商人，再高一些的树枝是工业者，果实和花朵则是贵族和绅士。根基不好，则大树将枯萎（Drayton，2000：98）。班克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土地不仅能实现国家的自足与稳定，还能为国民提供一种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这是工商业所不具备的（Drayton，2000：101）。于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班克斯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博物学方面的优势和作为皇家学会主席的优势，积极参与英国农业改革试验，最大限度地开发国内自然资源，提高农副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班克斯1793年4月23日致辛克莱（John Sinclair）^[1]的信中，展现了他对农业的兴趣，也展现了他的无私：

谢谢你提出的建立农业委员会的计划，我今天才收到你的来信。我已经用心研读了。你知道我一直有兴趣建立这种类型的委员会，如果它有能力制定出指导农业化工业的规章。我看你的信中并未表达出这样的意思，你认为农业委员会只是测算进步，并鼓舞农业提高，在我看来，这些只是适合于建立一个私人委员会而非公共委员会。

这件事与皇家学会有关，因此，如果你和你的读者一样，认为国王赠予的土地可以被当作这个委员会现有基金的一部分，那么我希望看到你有正确的认识。国王曾赠予早期阶段的切尔西学院一些东西，但是很快就收回了1500英镑以及同时赐予他们的权杖。

皇家学会主席应当成为你所建议的农业委员会的官方成员这件事，我非常怀疑。事实上，我已经义不容辞地在关注农业经济学了，可能不会再占据一席之位。（Banks & Chambers，2007d：213-

214）

班克斯不同意辛克莱把农业委员会单纯建设成收集数据资料的机构，认为这样做对公共利益无所裨益。但是班克斯还是支持农业委员会的建立，认为需要这样的机构来推进英国农业发展，而且班克斯也确实持续影响着委员会。他在1803年5月27日写给杨（Arthur Young）^[2]的信中，提到了农业化学实验：

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3]委员会并非希望农业分析的精度一定要像哲学^[4]实验所展示出的那样。对他们来说，如果物质的构成成分及其各自比例能够精确，就足以展现对植物的可能后果了。

皇家研究院委员会意识到，目前的农业化学研究正处于初始阶段。随着这门科学的日渐成熟，每一种分析都会在这个时间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相信过不了多久，戴维^[5]先生本人或者在戴维指导下的其他人就会为国家或者农民分析出土壤和肥料的成分，每一种物质都有相对可接受的固定价格。(www.xing528.com)

皇家研究院希望戴维能够再次重复他的讲座，并希望我征求一下意见，即农业委员会是否对此有任何反对意见。（Banks & Chambers，2007e：303-304）

这封信记载着皇家研究院和班克斯对农业改革科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戴维的化学实验推进英国的农业事业。同时，班克斯还将这种“进步观”向外延伸，利用博物学与早期帝国扩张的紧密联系，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植物园，种植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展有利于英国的整体经济，有利于贵族投资者获得收益的农业。在1815年写给詹金森（Robert Jenkinson）的信中，班克斯建议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因为英国的“敌人”法国在谷物价格方面已经做出了调整，拿破仑政府的策略使得法国农业变得更强、更繁荣了。如果本国农业发展策略不能随形势而变化，且想通过进口粮食来满足国内需求，就会受制于外国；外国会进一步利用在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在工商业中占据优势（Banks & Dawson，1958：473-474）。

班克斯的这封信带有明显的重农主义倾向。在他看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农业，而非一味依靠进口国外作物，是一个国家独立自强的重要基础。当然，重农主义政策也迎合了迫切要求回收土地利润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班克斯作为大地产所有者，于公于私都会支持这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将土地视为国家经济的基础，积极寻求国家干预和保护；另一方面努力改革农业生产，继续圈占土地，开发或引进新的动植物品种。在这个背景下，博物学家就可以大显身手，利用博物学知识去引进或改良品种。在圈占公共土地，变沼泽为牧场或可耕地的过程中，班克斯与当时的农业改革家和政治家步调一致。他利用先进的排水机械，得到了林肯郡的大量荒地。

班克斯在切尔西期间，就跟药用植物园园长菲利普·米勒学会了异域植物移植和栽培方法。更重要的是，作为当时最伟大的园艺学家之一，菲利普·米勒也极力主张促进有价值的植物在帝国范围内的栽培（Gascoigne，1994：76），这种意识对班克斯的影响可能是受用终身的，在班克斯与其他博物学家的书信中，也经常会提及菲利普·米勒的一些经济作物种植常识（Banks & Chambers，2007b：297）。另外，班克斯的精神导师林奈，除了在分类、命名工作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外，也利用自己的博物学知识，在瑞典开展引进物种的农业革新运动。林奈试图在乌普萨拉植物园探明并建立自然的经济结构（Nature's economy），以此实现国家的经济自足。班克斯在林肯郡的大片土地和重视农业的国王乔治三世为他提供的邱园，成为他帝国博物学与农业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增大，班克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不断进行农业增产试验和物种引进工作。

班克斯对异域经济植物特别感兴趣，在早期移植到邱园的植物中，来自新西兰的菠菜和亚麻是最具有潜在价值的两种植物。班克斯将植物运往气候条件类似的地方，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比如，他根据南北半球气候条件的对称性，将地中海农作物运往新南威尔士，将猪运往新西兰。班克斯还利用他对政府、王室和商贸公司的影响，在世界各殖民地建立植物园，进一步寻求对英国有用的地方性植物，并学习当地的种植技术和加工知识（Fara，2003：136-142）。

在班克斯的书信集中，有大量的篇幅是来自世界各地博物学采集者向班克斯汇报有用植物移植问题的。这些博物学家与东印度公司和殖民政府一起，探求作物在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范围内的流动。如1785年春，沃伦（Matthew Wallen）从牙买加致班克斯的书信中提道：

当您碰到您的植物猎人时，请不要错过激励他们从塔希提岛获取面包树和其他一些水果、根茎及稀有植物，就像新西兰亚麻一样。还有东印度的Mangoustan、Nutmeg、Clove、Teak、Walking Cane等。西藏的大尾巴牛，长着制作披肩用的羊毛的绵羊。这种宽尾绵羊完全不同于北非伊斯兰地区的绵羊，安哥拉山羊产在伊兹密尔，可以制作最好的仿驼毛呢。它们可以让我们干旱的石头山变成岛上最有价值的地方……（Banks & Chambers，2007c：2）

沃伦希望借助班克斯的博物学学识以及与殖民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将有价值作物移植到爪哇岛，将对人类有用的羊和牛也引进到大英帝国的这块殖民地上。

英国农业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班克斯这种实践性博物学家提供了范例——尽可能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甚至是全球性自然资源；而林肯郡的大量地产，又为班克斯在全球范围内引进动植物提供了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