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班克斯对林奈体系的传承、传播与推进

在避雷针顶端是尖的好还是钝的好这个问题上，普林格尔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从而与国王乔治三世交恶。1778年，他拒绝继续担任学会主席。当时皇家学会的委员会一共有21人，只有8人是科学研究者（men of science），因此他们很难在选举中胜出。两位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分别是奥伯特（Alexander Aubert）和班克斯。前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业余天文学家，像赫歇尔一样热衷于天文观测，并在不同地方建立了三个天文台。而此时的班克斯则通过三次海外探险，奠定了自己在博物学界的地位，并与国王、海军部关系密切。经过多次商议，委员会决定推荐班克斯继任学会主席（Lyons，1944：197-198）。

1778年12月14日，与班克斯私交甚笃的英国大博物学家本南德（Thomas Pennant）^[19]致信于他，祝贺他当选学会主席。本南德在信中感叹道，博物学终于得到了学会的认可，同时殷切地提出了自己对班克斯的期望，希望在班克斯的带领下，皇家学会每年都能产出高质量的博物学成果（Banks & Chambers，2007a：186）。班克斯没有辜负这位在自己早期博物学生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朋友兼导师，在接下来的41年生涯中，这位出身于大地主阶层的博物学家大大推进了博物学的发展，提高了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的地位。

首先，班克斯竭力使博物学成为一种科学。数理实验科学家大都选择最朴素的博物学形态为批判对象，笼统地把博物学看作是一种简单的收集活动或是有产阶层的猎奇活动，而不是一种寻求自然规律或者有益于寻求深层理论的学术活动。不可否认，这种形态的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广泛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这是英国学术的社会大背景决定的，博物活动是贵族阶级地位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因此，在一个贵族、政府要员等人数占重要比例的学会中，朴素形态的博物学大量存在着就不足为奇了。雷之后，与之相对应的精致形态博物学虽然一直存在着，但整个18世纪上半叶，博物学理论都被雷的学说所统治，毫无创新，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的地位也不断衰落。

但即使这样，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在英国被接受下来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中间经历了几十年的传播、批判和改造过程。从生命周期和成名时间看，林奈要早班克斯三四十年，大约与法国的布丰同时期。正是在这一时间差里，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和双名法才逐渐被英国博物学家消化、吸收，年轻的班克斯才能有一个温和的环境去接触和接受林奈思想。这个过程不长，但却充满困难，险象环生。18世纪末，整个欧洲约有50种著名的植物分类系统（Fara，2003：20），因此林奈的著作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在英国阻碍尤其严重。一方面，雷的影响一直还在，他主张自然分类法，于是，林奈的人为分类法便与某些持传统思想的老博物学家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林奈赤裸裸的性分类体系和性隐喻与英国的保守风气难以调和，以至于有些道德卫士认为，这种知识有伤风化，损害女性的端庄与朴实（Fara，2003：39）。后来，经过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李、科林森（Peter Collision）、哈德孙等多位博物学家的翻译和引介工作，到1764年班克斯离开牛津时，林奈体系已被许多著名博物学家讨论、传播和接受（Gascoigne，1994：74-77）。特别是威瑟灵的介绍，清洗了林奈体系中许多性隐喻以及晦涩的拉丁语，博物学在大众层面也很快流行起来。

班克斯早期的博物学启蒙老师李、哈德孙都是林奈思想在英国的先驱和大力鼓吹者，为他接受新体系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加上班克斯勇敢和热情奔放的性格，使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林奈体系，并视林奈为自己心中最敬重的学术偶像。他曾告诉一位朋友，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去瑞典拜访林奈大师，倾听他的教诲（Fara，2003：33）。

班克斯在博物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来评价。一方面，班克斯一生致力于发展博物学，亲自参加了三次海外探险航行，收集到大量的博物学信息、标本甚至活的动植物，但生前并未留下任何有价值的著作或系统化学说。从这点来看，他依旧接近于朴素博物学传统；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却用大量的博物学实践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博物理论的发展。班克斯自60时代初就成了林奈信徒，他认为自己收集、整理博物学资料的活动不属于外行的猎奇性收藏传统，而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活动，因为自己能够有意识地、系统地理解和应用林奈系统。1768年，班克斯踏上著名的奋进号时，便随身携带着林奈最新版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一书，而且林奈最得意的门生索兰德（Daniel Solander）^[20]也作为班克斯博物学小队的重要一员随船出航。航行过程中收集到了大量的新植物或标本，他们都按照林奈的性分类体系去归类，并用双名法来命名。

班克斯作为博物学家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越来越注意区分两种不同的博物学，并坚定地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精致博物学。他反对毫无秩序地收集博物学资源，而是明确表示将博物学收集活动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收集而收集，只求种类多样和新奇，完全不懂林奈分类体系并以此组织起来的收藏品，不能反映任何科学内容（Miller，1996：108）。

起初，林奈与班克斯曾经相互敬重，班克斯以林奈为榜样，而林奈也看好班克斯在博物学方面的远大前途。但奋进号归来后，班克斯与索兰德没有将博物学收藏品交予林奈，这让林奈有一种受骗感，两位博物学家的关系渐行渐远。林奈一生给植物命名无数，甚至连园丁的名字都写进了植物名字中，但始终没用班克斯的名字。林奈死后，小林奈用班克斯的名讳命名了一种澳大利亚独有植物——欧石楠班克木（Banksia ericifolia），以纪念他在澳大利亚博物学方面所做的贡献（Fara，2003：156）。林奈死后，收藏品的出售活动还与班克斯有一段小故事。

1783年12月23日，还有一天就是圣诞前夜了，班克斯正在伦敦西部斯普林格罗夫的家中赋闲，但他却高兴不起来。赫顿（Charles Hutton）事件后，数学家霍斯利联合了学会中的一些成员公开反对班克斯，这让他在皇家学会中的工作难以继续进行，于是他主动离职，准备回击敌对者。正在此时，班克斯收到了林奈遗产变卖信，这次，他却犹豫了。

其实就在一年前，也就是林奈刚去世不久，班克斯就动过心思，他热切渴望小林奈能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动植物标本、笔记、图书等重要物品卖给自己，并报价l 000畿尼，但被严词拒绝了。一年之后，事情突变，小林奈突然逝世（1783年l l月l日）。乌普萨拉大学急着为继任者清理房间，加上林奈逝世时没留下多少财富，遗孀需要变卖这些“无用之物”给四个女儿置办嫁妆，就委托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变卖收藏品。这位教授一下就想到了班克斯，于是通过私人关系将出售收藏品的意愿书寄送给他，价钱还是l 000畿尼。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好处，班克斯却不想接手，或许他的心情太糟糕了，即使如此幸事也提不起精神；也或许他担心自己地位太高了，会引起瑞典人的一致抗议而导致买卖失败，毕竟就在不久前，瑞典日益崛起的民族情绪燃烧到这儿，声言要保护本国财产；现实经济状况自然也是重要的因素，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让班克斯的土地收益受损，准备出版的植物图集（Banks'Florilegium）虽然已经暂停，但已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他已经开始压缩开支了（Carter，1988：191-192）。

冬季的寒冷加上人情的冷漠，让班克斯家中的客人顿时少了许多。但有一位叫史密斯的青年却很热情，时常到班克斯家中做客。出售林奈收藏品的信件到达的那一天，史密斯正好在班克斯家中吃早餐。班克斯看他如此热爱博物学事业，而且其父又因羊毛生意积累了大量财富，遂建议史密斯出资购买林奈的收藏品。因为担心史密斯的父亲看不到这笔生意的重要意义，班克斯还特意写了一封推荐信：“时间紧迫，现在许多公司都在讨论这件事，大批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购买者。据说俄罗斯的女王就想购买。”（Carter，1988：192）

最终24岁的史密斯以l 000畿尼买到了林奈的收藏。1784年9月17日，“显现号”驶离斯德哥尔摩，几周后到达英格兰。史密斯打开26个大箱子，喜出望外，他竟然购得了19 000份植物标本，3 200份昆虫标本，l 500份贝壳标本，2 500份矿物标本，3 000部图书，林奈的全部通信约3 000封，以及大量手稿（刘兵，2011：212-232）。对于瑞典人来说，林奈的收藏是无价之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事件令瑞典人耿耿于怀。1788年林奈学会在英国成立，史密斯担任第一任学会会长。

1778年，林奈的《植物种志》被伊拉斯谟·达尔文翻译出版，实际工作是在班克斯和其他一些博物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Lysaght，1971：294）。班克斯对林奈体系的自信在1785年2月4日致法布罗尼（Giovanni Fabbroni）^[21]的信中展露无遗：

马森（Francis Masson）^[22]最近从北非归来了，为国王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带回了一些新的植物。国王的植物园植物繁茂、品种繁多，堪比过去林奈的标本集。当然，这些标本集现在被一位英国人购买，并已经安全抵达，所以我们才是定义或解释《植物种志》的专家。（Banks & Chambers，2007c：20）

另外，晚年班克斯对林奈分类体系的信任程度发生了某些改变。随着观察、收藏物种的不断增多，以及与其他博物学家的交往，班克斯越来越有了自己的思考。1817年12月25日，班克斯致信史密斯，信中谈到，他尊重斯密斯先生对林奈分类体系的辩护，该体系确实精巧易用并饶有兴趣，但自己现在更喜欢法国博物学家裕苏（Antoine Laurent de Jussieu）的分类体系，两者相比，裕苏所用标准更加自然，只是它不够稳定（Banks & Chambers，2007f：260）。

其次，在实作层面，班克斯将林奈博物学研究进路与帝国扩张活动联系起来。博物学为帝国富强和殖民探险提供智力支持，反过来，帝国活动为博物学的田野工作和海外收集活动提供便利条件。皇家学会一直以来秉承着精神之父弗朗西斯·培根的伟大理想，把知识变为伟大的力量，以解决人类的日常困难，并为国家服务。但在18世纪，数理实验科学与政府合作以形成生产力的情形相当少见。倒是博物学，从斯隆时代起就已经逐步与大英帝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了一起。

班克斯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的合作向前大大推进，并形成模式固定了下来。例如，大型海外探险船上必须配备一名科学家（博物学家），以扩展知识领域，巩固帝国利益。班克斯成名于三次伟大的海外探险活动，所以总能为海上扩张和全球博物研究提供建议和帮助。他自身拥有丰厚的土地收入，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精于交际的人，总能很轻松地拉拢富人来资助博物学。另外，他还利用自己与国王、海军部的私人关系，不断将博物学“推销”给皇室与政府。在担任皇家学会主席的40多年里，班克斯利用自己建立起来的全球博物学网络，极大地增强了科学、贸易和国家之间的联系。

但正是在博物学具有实用性这一方面，数理实验研究者找到了批评的理由。他们认为，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的发展渗透了太多的商业动机，其活动和成就都是由外部目的推动的，违背了学问的纯粹性原则（Heringman，2003：3）。这种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特别是班克斯时代的博物学，在博物学的实用性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注释】

[1]许多科学史家，如萨顿，将亚里士多德视作博物学的早期奠基者。

[2]普林尼，为与养子小普林尼相区别，世称老普林尼，古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著37卷本《自然史》。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括农业、手工业、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语言文字、物理化学、绘画雕刻等诸多方面。(www.xing528.com)

[3]法拉对此处的描述有些不太精确，她认为班克斯的成功让海军部的探险队上配置博物学家成为惯例，并且正是这种惯例为达尔文登上贝格尔号（Beagle）提供了机会（Fara，2003：95）。实际上，达尔文并不是海军部邀请上船的博物学家，他与班克斯一样，是家境殷实的学者自费参加旅行的，在这一方面两者才具有相似性。

[4]吴国盛教授将近代西方科学概括为数理实验科学，认为它既讲数学，又讲实验，且两者有着内在关联。这种科学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存在论是世界的无限化、时间的线性化、自然的数学化以及人的主体化和意志化。控制的、支配的动机，要求数学化、还原论的纲领，这是近代的数理实验型科学的基本特征（吴国盛，2007：21）。代表人物有伽利略、牛顿等。

[5]“生活世界”是胡塞尔晚年现象学著述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探讨了近代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学术界对生活世界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指第一位的、唯一的“万有的统一体”，是实际被直觉到的、被经验到和可被经验到的世界（刘华杰，2010a），也就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能具体感知和经验到的世界；而近代自然科学所描述的客观主义的世界是理念化的、人造的、第二位的。

[6]从时间上来看，把雷称为英国的林奈是不太恰当的。史学家这样表述是要表明雷在博物学方面的革命性贡献。

[7]列文认为雷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雷的博物学强调和推进了观察、实验方法在科学中的应用。另外，雷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方面的成就直接推进了相关科学的发展（列文，2012：144-166）。

[8]艾迪生（1672—1719），英国剧作家、散文家。他把散文艺术发展到了完美的境地，成为英语散文最有影响的大师之一。《卡托》是其评价最高的政治性剧作，是18世纪杰出的悲剧。

[9]薄柏（1688—1744），英国诗人，讽刺家。他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因此取得巨大成功。薄柏多次卷入文学论战，出版了讽刺诗《群愚史诗》和《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

[10]斯威夫特（1667—1745），爱尔兰作家，杰出的英语讽刺散文作家。著名讽刺小说《格利佛游记》表面上看是小说主角在远方遭遇到不同种族与社会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斯威夫特揭示人性介于兽性与理性之间那种不确定地位的观点。

[11]沙夫茨伯里（1671—1713），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洛克指导过他早期的教育。他的大量哲学论文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收集在1711年出版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中，这些著作成为英国自然神论的主要源泉。

[12]布鲁克斯，英国博物学家、医师、地理学家，1763年开始出版6卷本的《一个崭新又精确的博物学体系》：6卷内容分别为：四足动物史；鸟类史；鱼类与海蛇史；昆虫史；水、土、化石与矿物史；植物史。

[13]福伊斯特（1729—1798），波兰出生的德国后裔，主要研究欧洲及北美的鸟类学。他曾作为博物学家参加了库克的第二次太平洋之行。

[14]《自然神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802年，方德（Robert Faulder）在伦敦出版了此书，首印l 000册，定价12先令。第一版出来后几乎马上就被抢购一空，同一年陆续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以及第四版，每版l 000册。1808年和1809年分别印制了第五版和第六版，第十二版印刷2 000册。佩利死后的1816年到1822年间，该书至少出现过12个版本。

[15]药用植物园建立于1673年，在斯隆爵士的帮助下，植物园在1721年进行了扩建。

[16]随着航海运动的开展，欧洲博物学家从世界各地采集到大量标本。这时候，一种简单有效的分类方法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17]林奈理论中含有很多性隐喻，这对当时英国保守的绅士文化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伊拉斯谟·达尔文，在将林奈体系引入英国时，采用了更加赤裸的词汇，因此林奈体系一开始遭到很多批评和抵制。后来的博物学家，如李，在宣传林奈理论时，用一些中性词汇替换掉了大量“淫秽”语词。

[18]该部分曾以文章形式发表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9（02）：103-108，此处略有修改。

[19]本南德于1766年在伦敦开始出版《大英动物志》（British Zoology）的“四足动物”和“鸟类”两部分；1769年增补了第三卷，关于爬行动物和鱼类；1770年出版第四卷。班克斯和本南德有大量的书信往来，记载了班克斯为本南德提供的大量博物学材料。

[20]班克斯在1784年l l月16日致实业家、自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John Alströmer的书信中，全面回顾和赞扬了索兰德的一生，包括他为什么来到英国，在英国的主要学术活动及主要成就（Banks & Chambers，2007b：329-332）。

[21]法布罗尼（1752—1822），化学家，博物学家。他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涉及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化学、农学等。

[22]马森（1741—1805），植物学家，植物采集者。他是邱园派出的第一位职业的植物采集者，因其采集范围广、成果多而闻名。从其活动足迹看，1772—1774年，在非洲好望角；1776—1782年，在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Canaries）和亚述尔群岛（Azores）；1783—1785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1786—1795年，在好望角及非洲内陆；1798年在纽约和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