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克斯帝国博物学的崛起

牛顿在近代科学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做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贡献，还在于他塑造了后世所遵循的科学传统，其工作标志着第一次科学革命达到了顶峰。从此，他在皇家学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牛顿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领域，比如天文学、光学、力学等数学分支，受到了一批数理实验科学家的推崇和传承。在他们看来，只有牛顿式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数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

在皇家学会内部，与数理科学研究方式具有明显区别的博物学受到了牛顿主义者的批评和嘲讽。他们认为，对自然的好奇与热情只能让人们感到快乐，但不属于真正的精神探索活动，而浅薄的自然知识也无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概念体系。其实，在18世纪上半叶的皇家学会会议上，一直保留着公开报告或展示新奇事物的习惯，这从侧面说明了学会成员对博物学收集传统和研究方式的默许。这绝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娱乐会员。相反，这种报告和展示活动在当时还发挥了另外许多功用，比如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会员之间文明对话的能力，或者起到了某种教育作用（Da Costa，2002：147）。

从牛顿去世到普林格尔（John Pringle，1772—1778在位）当选，只有两位主席是数理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cclesfield，1752—1764在位）和莫顿伯爵，主要研究领域都是天文学，这一定会让那些狂热的牛顿主义者感到耻辱和不满。特别是牛顿的直接继任者斯隆爵士。他是一名内科医师、著名博物学家，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书籍、手稿、钱币和有关习俗的工艺品，逝世后捐赠的物品成为大英博物馆馆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理科学方面却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另外，还有两位主席是出身贵族的古物收藏家福克斯（Martin Folkes，1741—1752在位）和韦斯特（James West，1768—1772在位）。普林格尔也是医师，1772年，他参加学会主席的竞选活动时，同行的布朗（William Browne）都起来反对他，布朗认为“数学世纪应当是对18世纪最恰当的称呼。任何一位学者，只要不是数学家，就不应该认为自己能够担当自然知识学会（指皇家学会）的主席，别人也不应该去选他”（Goscoigne，1994：73）。此时，牛顿逝世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那些牛顿主义者心中依旧保留着强烈的数学高贵论调，只是他们在人员构成和权威性方面并不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普林格尔还是顺利地当上了学会的主席。

普林格尔对班克斯的远洋航行和博物学考察表达了赞赏，并于1774年l月的某个星期五致信班克斯，感谢后者送给他的鸟类，并认为应该是Tarmakins。如果这种认定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是自己首次见到这个种类。但疑问是，英格兰本身没有这种鸟儿，它们如何能被保存得那么鲜活呢？于是普林格尔冒昧地将这些鸟儿呈现给了王后（Banks & Chambers，2007a：56）。两人在博物学上的共同兴趣使得彼此更加亲近，也正是这位普林格尔将班克斯引荐给王室，并使其最终登上了皇家学会主席的职位。

通过分析18世纪发表于《哲学汇刊》上的文章数量，我们会发现数学学科并不占有优势。有学者统计，1720—1779年间，博物类文章占34%，应用数学占21%，理论数学占2%，后两者相加，总和依旧远远低于博物类文章的数量。有趣的是，两位天文学家担任学会主席的60年代，应用数学类文章具有相当明显的增幅，几乎是之前数据的两倍，而到了70年代，数据又恢复了平稳（Sorrenson，1996：37）。(www.xing528.com)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数理实验科学的成功使得一些追随者把数学奉为真正的科学，并不断贬低博物学。特别是一些贵族阶级所从事的简单收集活动和“橱窗”展示活动，受到了数学家的激烈批判。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始终贯穿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皇家学会里，特别是遇到主席竞选或职务安排等活动时，两个学派常常争论得不可开交。但数理实验科学的胜利并没有将博物学赶出皇家学会，相反，博物学家借助自身的优势，在打压下暗自崛起。

在理论方面，前面已经提到过，雷的影响还远未消失。1724年，迪勒纽斯适时出版了第三版《不列颠植物纲要》的简装本，使雷的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Gascoigne，1994：74）。之后林奈分类体系和双名法传入英国，使博物学的系统研究具有了新的理论平台。在实践层面，随着英国海外航行和对外扩张的发展，新的动植物物种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经济物种的传入，受到了学者的高度重视。由此，博物学知识不断增长，其发挥作用的舞台逐渐坚实，学会内部的知识团体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博物学是一种科学。

博物学之所以能在数理实验科学的压迫下重新积聚力量并逐步崛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数学家虽然坚持声称，只有牛顿式的学问才是真正的科学，才是人类真正的智慧，但牛顿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英国皇家学会却未能出现如此卓越的科学巨擘，甚至没出现过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欧拉这种级别的数学家。借用库恩的说法，这个世纪里，数理科学大都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而且受经验主义哲学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影响，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科学研究的优势在实验领域。其次，博物学活动具有某种程度的实用性，与英国海外贸易和扩张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这一时期的数理科学成就却很少能够进入日常生活。再次，在皇家学会的人员构成中，贵族、绅士、医师等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而研究博物学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体面的爱好，他们为学会中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