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上半叶雷的思想统治了博物学界，整整半个多世纪里，英国博物学家几乎没有任何重要的理论创新。他的《不列颠植物纲要》多次印刷，尤其是1724年由牛津大学德裔博物学家迪勒纽斯（Johann Dillenius）匿名修改的第三版，多年来一直是英国标准的植物学教材，直到1762年哈德孙（William Hudson）著作的出版。林奈在1736年访问过英国，给迪勒纽斯和切尔西药用植物园（Physic Garden at Chelsea[15]）的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的学说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Stafleu，1971：199）。因为对于英国这样一个追求绅士文化的社会来说，林奈赤裸裸地把植物的繁殖器官与人类的生殖器官进行类比让人耻于接受。但到了下半世纪，在一些翻译家和解释者的努力下，林奈语言中那些容易引起争论和比较淫秽的词语逐渐减少（Fara，2003：38-42）。
1753年，林奈出版了《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著作很快就传到英国，得到了一些大博物学家的认可。据考察，大不列颠岛上第一位真正接受林奈体系的人是爱尔兰博物学家帕特里克·布朗（Patrick Browne）。帕特里克·布朗曾在巴黎和莱顿研习过医学与植物学，其间接触了林奈理论。1756年，在牙买加岛从医九年后，他回到英国，并出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著作——《牙买加的居民与博物学》（The Civil and Natural History of Jamaica）。这本书几乎是按照林奈体系来分类的，并大量引用了《植物种志》里的短语，只是作者没有采用林奈的双名法（Stafleu，1971：202）。之后，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园长菲利普·米勒、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马丁（Thomas Martyn）、博物学家哈德孙、医师李（James Lee）以及伊拉斯谟·达尔文都先后接受并传播了林奈思想。特别是1768年菲利普·米勒第八版《园丁词典》（Gardeners Dictionary）的出版，表明林奈体系在英国有了坚实的基础（Gascoigne，1994：88-90）。林奈体系为什么能在英国如此快速地被接受和传播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林奈体系是根据植物的雄蕊、雌蕊等性器官的形状与数量进行分类，更易于标准化操作。因此，之前博物学备受批评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特征，在这种新体系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1736年，植物学画家埃雷特（Georg Ehret）根据林奈性分类体系绘制了24纲图，简明扼要，清晰易懂，极大地体现出了林奈体系的优越性（Stafleu，1971：203）。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也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一些博物学家自信地认为，博物学与自然哲学一样，可以用于探求自然之规律了（Gascoigne，2009：561）。
另一方面，与其他分类法相比，林奈分类体系更加简单明确，便于交流和传播。这既迎合了大航海时代新物种呈几何式增长对简明分类学的需求[16]，也迎合了未受过专门植物学教育的公众追求高雅知识的诉求，现在他们也可以像某些贵族和王室成员那样从事博物学活动了。于是，林奈植物学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中产阶级乃至普通民众的休闲活动。
截至19世纪初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著作，不仅博学多识的绅士，就连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公众，如妇女、工人也都可以接触到林奈分类体系。“纯化过”[17]的林奈分类体系意味着，植物学成为适宜女孩学习的少有科学科目之一，并且它也鼓励母亲带领女儿进行户外的植物采集和观察活动。女性作家开始写作一些简单的入门书，所有年轻的孩子，不论男女，都熟悉分类系统的基本原则。在曼彻斯特周边，纺织工人建立了非正式的植物学学会，他们在当地的酒吧碰面。这些技工兼植物学家先把收集到的植物堆放到桌子上，然后对照林奈的教科书来确认他们的标本，通过这种机械式重复，即使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也能习得植物的名字。一个织工如此用心地学习林奈的24个纲：他将其写在一页纸上，并将纸固定在织机上，这样，只要坐下来工作，就总有机会查看一番（Fara，2003：45-46）。(www.xing528.com)
林奈体系不仅大大提高了博物学活动的普及程度，也推动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博物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持续增长。介绍植物学、园艺学等相关主题的著作，特别是关于英国本土植物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著作以林奈分类与命名体系为理论根基，进行编排和汇总，如1762年哈德孙出版的《英格兰植物志》（Flora Anglica），对当时英国博物学发展和林奈体系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半个多世纪后，班克斯依旧清晰地记得这本书，以及当时对该书的狂热程度。林奈学会的创始人史密斯和他的植物绘画助手索尔比（James Sowerby），用13年时间（1790—1803）出版了16卷的《英格兰植物学》（English Botany）。在著作的序言里，史密斯强调，本书是为了激励更多人去从事植物学事业，鼓舞这个国家中想推进博物学事业的每一个人。提及此书的出版，班克斯也感慨博物学在18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飞速发展（Gascoigne，1994：107-108）。定量化的统计结果更清晰地显示出18世纪后50年博物类著作出版数量的增长速度。图l.l是爱丁堡学会收藏的一个表格，它记录了1700—1800年间关于植物、园艺及相关主题出版份额的变化。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8世纪上半叶，博物类书籍的数量时升时降，总体维持在较低水平。但从60年代起，博物类文章的出版速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最后10年的出版量甚至超过前50年的总和。
图1.1 1700—1800年间关于植物、园艺及相关主题出版份额的变化
（根据Gascoigne，1994：109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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