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主义与启蒙运动对帝国博物学的影响

经验主义是具有浓厚英国特色的哲学思潮，是英国最强烈、最持久的哲学传统。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进入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思想开明，科学昌盛，工业兴起，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各国。其中最能反映这一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哲学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英国经验论。哲学家反对笛卡尔式的唯理论，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的仔细观察和考究才能真正认识世界，而不是从先验的第一原理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真知。实际上，英国中世纪的唯名论传统，使英国率先在经院哲学家内部发展出重视经验科学的思想。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认为，“没有经验，就没有任何东西可被充分认识”，“一切事物都必须被经验证实”。他论证了实验科学三方面的优越性：实证性、工具性和实用性，尤为重要的是他对科学实用性的强调，认为实验科学不仅是其他科学的工具，而且是达到人之目的的工具，而且他还宣称，如果国王和教皇能支持科学研究，那么科学家就可以发明出许多打败敌人的军事武器。这些主张超越了那个时代，因此其思想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但他却启迪了后人的智慧（赵敦华，2001：170-172）。英国的经院哲学很快衰落，继之而起的新哲学抛弃了传统的守旧、思辨，从中吸收了重视经验的因素，便诞生了近代的经验论立场。

弗朗西斯·培根不仅大力鼓吹新的科学实验方法，还将博物学纳入了他的科学认知过程当中。他认为，过去的哲学总是建筑在一个较为狭窄的实验史和自然史之上，用过于微小的实例作为证据来做出断定；或者材料已经准备好，却没有相应的理解力或哲学思维去处理，只靠记忆去对付。博物学是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培根，2006：69-70）。从弗朗西斯·培根的这种描述看，博物学是一种广义类型的历史，它与人的记忆力（faculty of memory）有关，必须与理解力相互配合才能产生出有用的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仅仅是某种形式的描述（description），是对植物、动物、矿物甚或人的行动、行为的系统观察与研究（Gascoigne，2009：540）。弗朗西斯·培根继续论证道，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是会采摄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是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再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应该是这样，它既不是完全或主要依赖心的能力，也不是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置于理解力之中（培根，1986：75）。

弗朗西斯·培根“相信如果他手里有比普林尼的《自然史》篇幅大六倍的《自然史》，他就完全能够给出一种新的正确的自然哲学，解释自然界所有的现象”（吴国盛，2009：235）。而17世纪英国主流观点通常把博物学看作自然哲学的近义词，因为它们都重视经验和观察，以此削弱经院学派的冥思之风。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侧重点不同，博物学描述的是事物的多样性，而自然哲学（物理学）探究的是事件的原因。但科学史研究表明，正是这一区别，构成了新科学成功的先决条件和新旧科学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之后的皇家学会遵循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保持着博物学研究传统。早期皇家学会的主要代表大都持有与弗朗西斯·培根相似的观点，他们同样把博物学描述成收集活动，而把自然哲学看成理论化体系。著名化学家玻意耳（Robert Boyle）亲身实践并大力倡导实验方法，由此奠定了学会初期的发展基调。1666年，玻意耳写信给奥尔登伯格，坚决反对把自然哲学视为博物学的基本原则，而坚持弗朗西斯·培根派的观点，即确认博物学可以增强和匡正自然哲学体系，同时暗示博物学需要更加理性、更加理论化。玻意耳主张，只有保持这样的关系，才有可能更加富有成效地进行实验：

（博物学）是一门重视区分的知识体系，它可以提醒观察者更加重视实验过程中丰富多样的现象，比如实验环境，而这些是常人容易忽视的；由此可能让他的实验比别人更进一步……也将使得描述更加精确和完整。（转引自Gascoigne，2009：556）

1763年，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es）出版了《一个崭新又精确的博物学体系》（A New and Accurate System of Natural History）^[12]，该书在开篇高度赞扬了博物学，“在所有有用或有趣的学科中，博物学是最值得人们喜爱的。其他科学要么结果可疑，要么建立在纯粹的思辨之上。只有博物学，每一步都是实在和确定的”（Brookes，1763，Preface：ix）。布鲁克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追溯了博物学的发展历程。他指出，著作对每一个物体的描述都尽可能清晰明白。因为，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愉人耳目，也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而是要带给读者关于自然最纯粹、最简明的形象（Brookes，1763：xv）。

此外，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也构成了帝国博物学的思想基础。之前史学家在考察启蒙运动时，主要关注法国。诚然，相比其他国家，法国启蒙运动更为典型，规模更大，但英国在同一时期甚或比法国更早一些，也经历了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进步观，这是启蒙运动最显著的特点；二是相信人类通过自己的自然本能——理性（reason），已经完全能够了解自身及其周围世界。当然，这里的理性不同于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莱布尼兹所谈的理性，而是泛指人类的认识能力（Gascoigne，1994：31-32）。(www.xing528.com)

班克斯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启蒙运动时期人类的种种变化，他说，“相比16世纪，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更舒适、更文明了”。对班克斯这类精英知识分子来说，真正的启蒙意味着，要通过观察和研究来认识自然，消除无知，并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确切地说，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航海探索和海外发现就成了典型的启蒙活动，因为它们能为本国民众提供切实可见的异域资源，如动植物标本，或者可栽培在英国植物园的域外植物；同时，这些活动也可能会给英国乃至新世界的民众带来切实利益，更为实际的是，这些活动可能进一步拓宽英国的商业利益之门。

班克斯对他的奋进号之行评价甚高，认为大英帝国，甚至是他自己，开创了科学探险的先河。班克斯的自我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夸张的成分，并带有强烈的英国中心主义色彩，他完全看不到或者故意忽视了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在科学探险活动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从他开始，科学探险活动才引起了科学界和政府的关注，才与启迪民智、富国强兵的国家启蒙策略联系在一起。

博物学家福伊斯特（Johann Forster）^[13]多次提及太平洋探险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大英帝国应当是这个世界上启蒙程度最高的国家”，因为，这一时期英国的海外探险走在了欧洲各国前列。之后，他的儿子小福伊斯特进一步明确了海外探险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库克等人的活动“让这个世纪得以沐浴在知识和启蒙的气氛之中”（Gascoigne，1994：32-33）。

探险活动不仅开阔了英国人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推动了实用科学的发展。其中，经济作物的采集和移植就是最具启蒙色彩的活动，而以邱园为核心的植物园则成了推动启蒙运动的实体机构。邱园园长艾顿（William Aiton）于1810—1813年间编辑出版了《邱园植物名录》（Hortus Kewensis），里面列出了邱园中栽培的所有植物，以及从世界各地收集到的标本。在书的序言中，艾顿感谢了乔治三世，感谢了这个充满着启蒙精神的开明国君。因为国王不仅资助了植物园的活动，而且使邱园变成了实用知识的原产地。比如，在班克斯爵士的筹策之下，英国绵羊品种得到了极大改进（Aiton，1789a，Dedication：iii-iv）。

班克斯通过自己的帝国博物学网络，将代表着启蒙运动精神的帝国博物学活动发挥到了极致，也难怪亚历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t）在1786年给班克斯的书信中，开篇就将两个至高的荣誉献给班克斯——“慷慨大方的科学资助者”（the liberal patron of science）、“自然知识的开明培育者”（the enlightened cultivator of natural knowledge）（Banks & Chambers，2007c：132）。加斯科因（John Gascoigne）将其著作命名为《班克斯与启蒙运动：实用知识与上流社会文化》（Joseph Banks and the English Enlightenment：Useful Knowledge and Polite Culture），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说明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活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托宾（Beth Tobin）也认为，班克斯的这种植物学思想与实践恰恰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班克斯决心尽其所能地消除一切物质、习俗的地方性与特殊性，同时赋予它们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普适性。18世纪末的植物学家努力工作，目的之一就是想要建立起大英帝国对世界植物资源的统治。他们建立或采用某种统一的体系，将动植物从它们鲜活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中隔离开来。从这一点看，班克斯主导的博物学也构成了帝国主义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些植物学家向世界展示了：植物界只有一种秩序，那就是他们所掌握的林奈命名方法与分类体系，所有的地方性知识顿时失去了意义（Tobin，199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