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英国就有许多人开始非常仔细地观察自然界了。12世纪后期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极为精确地记录了鸟类和鱼类的特征。15世纪伍斯特的收藏家威廉（William of Worcester）同样仔细地观察了鸟儿筑巢的习性。另外，教堂雕刻、人工刺绣以及图书都再现了大自然的完美。因此，1753年，当一部15世纪插图的弥撒书呈现在古文物学会会员面前时，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认为“所绘制的昆虫与花朵仿佛出自专业博物学家之手”（托马斯，2008：43-44）。但从整体看，中世纪的这种系统观察和艺术再现自然模式并不多见，教会和《圣经》毕竟才是人们获得自然界知识的正统来源。
“博物学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被发明出来的”，只是到了16世纪中叶，博物学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学问，这些博物学家了解15世纪90年代至16世纪30年代之间先辈们的工作——恢复希腊与拉丁著作中对动植物历史和药用价值的描述，并在现实生活中辨识古人描述过的物种（Ogilvie，2006：1）。这些博物学家的工作促进了欧洲博物学的蓬勃发展，英国开始连续出现较为活跃的田野博物学家。到17世纪晚期，博物学活动变得更加频繁和正式，数量增多，而且博物学开始进入主流学术圈。如特纳、雷，通过辛苦的观察，描述了大量的动植物，并时常与欧洲大陆的博物学团体相互交流，提高了博物学的地位（托马斯，2008：44）。1551年，特纳出版的《新草本志》是英国植物学史上的里程碑，开创了按照科学方法精确观察植物的新阶段。1597年杰拉德（John Gerard）出版《草本志》（The Herbal），详细描述了西红柿、“弗吉尼亚”马铃薯以及各种英国花园植物（狄博斯，2000：62）。
雷吹响了英国近代博物学复兴的号角。1690年，雷出版了《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这位生性内敛的博物学家首次公开表明了他对实验哲学以及宗教、政治的态度。在序言中他惊喜地表示，“感谢上帝让我活到这个世纪”，得以亲眼看到社会安稳、人们恢复宗教自由，与此同时实验哲学取代了旧的经院传统。他指出，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所有学科每天都有新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研究上：从平民百姓到王子和权贵，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补充他们的花园与庭园；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探寻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并为我们带回一切隐藏的物种”（熊姣，2015：16）。雷一生著作颇丰，出版了大量博物学著作，如《植物学新方法》（Method Plantarum Nova）、《剑桥郡植物名录》（Catalogue Plantarum Circa Cantabrigiam Nascentium）、《英格兰植物名录》（Catalogus Plantarum Angliae et Insularum Adjacentium）等，对后世博物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植物学之父”“英国的林奈”等称呼，则体现出史学家对雷的植物学成就的认可与高度评价[6]。需要强调的是，雷在博物学领域的贡献，远不止在植物学方面，他对动物、矿物也有详细和深入的研究。
另外，现代植物学家将雷作为“英国植物学之父”，并非抹杀他之前的研究者如特纳等人的工作，而是为了突出他与前人的不同。植物学史家认为，在雷的著作里，有对系统分类和物种概念的清晰界定，而之前的植物学一直是本草学和园艺学等实用学科的附庸。正如托马斯所说，早期博物学的“动机既实用又功利：植物学肇始于力图认识植物的功效，主要为了药用，不过也为了烹饪与生产。人们确信植物界的每一部分的设计都为了服务于人类利益，正因为此，科尔巴奇爵士才能发现槲寄生的药用功效……动物学的目的同样追求实用。皇家学会鼓励研究动物，其初衷是要断定它们是否对人类有利，或作为食物，或作为医药；这样或那样的用处是否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学会秘书奥尔登伯格认为，知道驯服哪种动物可供人类使用，如何进行动物之间的交配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哲学问题”（托马斯，2008：16-17）。因此，“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植物学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在约翰·雷看来，他只是复兴古代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研究传统”（熊姣，2015：40）。(www.xing528.com)
雷与牛顿生活在一个时代，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但雷的博物学成就很快就被牛顿的自然哲学光芒掩盖了。因此，科学史家在研究近代科学革命时，往往忽视雷的贡献[7]。数理实验科学家认为，对自然的好奇与热情只能让人们感到快乐，但不属于真正的精神探索活动，而浅薄的自然知识也无法改变人们关于宇宙的概念体系。斯蒂芬（Leslie Stephen）在他那本著名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History of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恰当地描述了该世纪早期博物学的地位：“（博物学）被轻蔑为对臭虫、甲虫等知识的追求，而博物学爱好者的活动也成为艾迪生（Addison）[8]、薄柏（Pope）[9]、斯威夫特（Swift）[10]和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11]等人取笑和粗鲁讽刺的对象”（Stephen，1962：322）。实际上，牛顿本人并没有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如此激烈地抨击博物学。相反，牛顿也参与过一些博物学活动，而且不只是流于表面。比如，他对昆虫、卵石、植物或贝壳外形具有很强的辨识能力，而不仅仅是知道它们的名字。牛顿曾经多次复述过弗朗西斯·培根派的观点“博物学确实可以为自然哲学提供资料”（转引自Gascoigne，2009：557）。
除追求系统化的理论博物学外，猎奇、收集、存储、展览、商品化等较为朴素的博物学形态，在该时期也一直存在着，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18世纪上半叶的皇家学会会议上，一直保留着公开报告或展示新奇事物的习惯，这从侧面说明了学会成员对博物学收集传统和研究方式的默许。绝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这些活动只是为了娱乐会员。相反，这种报告和展示活动在当时还发挥了许多其他功用，比如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会员之间文明对话的能力，或者起到某种教育作用（Da Costa，2002：147）。
到18世纪中叶博物学开始繁荣起来，英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引介交流或博物实作的方式，延续、发展并促成了独具英国特色的博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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