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巨匠班克斯的认知与实践

从词源看，大卫·米勒教授似乎首次明确提到了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Banks's imperial natural history），他在《班克斯爵士：从编史学的立场看》（Sir Joseph Banks：An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一文中指出，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活动、农业改革实践，以及他管理皇家学会时表现出的政治特性，构成了完整的故事，全面刻画出班克斯的形象（Miller，1981：290-291）。但大卫·米勒并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详细的界定。从语境来看，他所指称的帝国博物学，强调的依旧是班克斯如何将博物学与帝国扩张结合起来。

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在认知和实践两个层次上，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为全面分析帝国博物学提供了恰当的案例。考察王室和政府对待博物学的态度、利用博物学的方式，关注贵族阶级与日益坚定自信的中产阶级科学家的紧张关系，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晰地展现这类博物学家的研究方式、认知理想、政治企图和商业目的。只有将班克斯的职业活动放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了解班克斯的工作模式，理解帝国博物学进路。

美国堪萨斯大学环境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在其生态史名著《自然的经济体系》（Nature's Economy）中，区分了18世纪两种非常不同的生态观，并分别以两位伟大的博物学家为代表。一种是阿卡狄亚式（Arcadia）传统，它以塞耳彭的博物学家怀特（Gilbert White）为代表，倡导人类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要求人与自然界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处，核心理念是以生命为中心。第二种则是帝国（imperial）传统，弗朗西斯·培根最为热情地颂扬和鼓吹了它的价值，瑞典博物学家林奈是该进路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愿望是要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作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核心理念是自然为人服务，以人类为中心（沃斯特，2007：19-20）。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两种迥异的道德观。

沃斯特从生态思想史角度使用“帝国”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在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以人类为中心，主张物为人用的观点。班克斯作为林奈信徒，其学术研究和理论旨趣都符合沃斯特所定义的帝国性：班克斯极力主张用自己的博物学知识，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但是另一方面，在践行这一理念时，班克斯又将博物学活动与大英帝国扩张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博物学活动具有了另一层次的帝国性。沃斯特在著作中似乎无意扩展“帝国”内涵，但是班克斯在认知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工作无疑大大扩展了沃斯特意义上的“帝国”含义。具体来看，这种广义的帝国博物学在认知层面和实作层面的特征如下：

首先，帝国博物学作为博物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理所当然地具有认知层面的特性。这类博物学家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活动方式，同时，有着与怀特式博物学家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知识诉求。作为博物学家，怀特的视野是地方性的（local）、“狭隘”的，他更加关切当下的、身边的生活世界。与之相比，帝国博物学家的视野则是全球性的（global）、异域的，他们着眼于帝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热衷于从世界最遥远的角落里，搜集外来珍稀物种，并对其进行命名、分类，以填充、验证、修改并传播自己的理论体系。因此，从研究方式看，帝国博物学家更多需要借助国家力量和庞大的博物学网络。另外，两类博物学家还有着不同的知识诉求。怀特把塞尔波恩^[18]近郊视为一个复杂的、处在变换中的有机生态整体。在怀特看来，造物主创造了自然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即使并不和谐一致的生物都可以相互利用。而帝国博物学则更注重系统分类和命名，希望能借助对未知世界物种的认识，建立起自然的秩序。或许在他们看来，自然之秩序与帝国之秩序是对等的。

因此，在帝国博物学的认知目标中，渗透着明显的政治道德观，指导和推动着欧洲近代的殖民化进程。帝国博物学在为殖民扩张服务的同时，实现了自身的体制化。这是一个对称性的过程，就像人要控制自然，一个国家也要建立对边界以外其他国家的统治，况且帝国博物学能够为此提供知识支持。林奈的这种功利主义强烈反映了同时代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工业家以及英国农业改革家的价值观。而大地主出身的班克斯，从年轻时代起就成了林奈信徒，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为重要的博物学家和农业改革家之一。如果说弗朗西斯·培根利用科学开发自然资源的呐喊只停留在空想或者方法论陈述阶段，林奈在乌普萨拉植物园（Uppsala Garden）的活动只是寻求瑞典的自给自足和上帝之自然经济体系，那么，班克斯所实现的博物学与帝国活动之间的结合，是真正发生在帝国贸易和扩张的背景之中，且主要靠帝国主义和博物学、政府机构与科学组织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共同“进步”。即使那些表面看来与帝国无涉的采集、展览、分类与命名活动，也处处透漏出班克斯开发自然资源的野心，同时，这些活动还向世界尤其是英国在欧洲的对手宣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的主权范围。

其次，帝国博物学在实作层面关涉的是科学与帝国扩张、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史家对科学帝国主义的研究已经日趋深入了^[19]。作为一个概念，科学帝国主义强调科学和帝国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生关系，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中，科学进展与帝国扩张这对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二元路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反馈机制。科学研究的进展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帝国扩张的速度和范围，反之亦然。如航海学、制图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天文学等表面看来与帝国活动无关的认知学科，却在有意无意间促进了欧洲的殖民扩张活动；反过来，帝国扩张也为这些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如果突破传统科学编史学的局限，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即将科学定义为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哈丁，2002：13），那么博物学就被纳入了科学的范围，在科学帝国主义的框架下研究博物学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顺理成章。近几十年来，科学史家越来越注意到，博物学在近代全球生态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尤其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开始向全球扩张，并试图建立殖民地，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传统帝国，各自成立了专门的殖民机构和贸易公司，相互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抢夺殖民地，掠夺资源。相比数理实验科学，博物学在这一时期与帝国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因为博物学更贴近人类生活，更具有实用价值，能切实增加国家财富，提高国家影响力。因此，博物学与帝国殖民活动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www.xing528.com)

美国科学史家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20]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思考和研究一个看起来已无新意的问题：为何欧洲会在历史上崛起？为何西方帝国能轻易地战胜土著而在新世界建立殖民地？克罗斯比和许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都不同，他有意识地降低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在新旧世界对抗中的作用，独辟蹊径，深入人类生存的生态方向，率先揭露出鲜为人知的另类生态史、文化史和人类史。对史学界来说，克罗斯比的贡献不在于提出了新问题，而是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问题的路径。1979年布罗克韦（Lucile Brockway）的《科学与殖民扩张》（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al Gardens）一书，则是研究大英帝国殖民扩张与博物学活动之间关系的代表作。

在英国，班克斯不是博物学与帝国活动相结合的最早提倡者和开创者。从英国探险队开往新大陆的那一刻起，认识和开发当地动植物资源就成了船队任务的一部分。“英国植物学之父”特纳（William Turner）^[21]在他的《新草本志》（A New Herbal）中，向他的资助人陈述了植物研究对国家的好处（Drayton，2000：27）。而另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斯隆（Hans Sloane）^[22]，也致力于推进博物学与帝国活动的结合，以此提高英国的经济和贸易，他在美洲殖民地成功生产出了经济作物胭脂虫红和巧克力（Sloan，2003：23）。博物学家埃利斯（John Ellis）^[23]在西佛罗里达的博物学工作也给大英帝国带来了切实利益。

班克斯生逢其时，在竞争激烈、最需要把博物学知识与帝国活动相结合的时代，充分利用了皇家学会主席的身份，成功地将博物学知识推销给了王室和政府。班克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自己的私人关系，把帝国欲望、商业诉求和贵族喜好有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力量强大的殖民地博物学网络。因此，班克斯虽然不是帝国博物学的奠基之人，但却称得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除发表过一篇关于玉米枯萎病的文章^[24]，以及几篇关于实用园艺知识的文章外，班克斯就再也没有出版过原创性理论著述。正因为如此，英国的《国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揶揄班克斯“从来没有因为著作而获得名声”。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评价一个人对科学技术事业做出的贡献？是只看论文和专著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甚至现在仍然如此。但是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确有人以其他方式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班克斯就是典型的一位。科学技术事业、科学文化不仅仅是认知活动，即使仅从认知的层面讲，班克斯也促进了认知的进步，他留下了大量科学通信和日记。

“但班克斯却是位名副其实的信件型著作家和日记作家……与之通信的人达3 000多个。”（Banks & Chambers^[25]，2000，Forword：xi）这些通信清楚地展示了他的帝国博物学思想。如1789年，班克斯在给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主席霍克斯伯里爵士（Charles Jenkinson，first Baron Hawkesbury）^[26]的信中陈述道，从印度地区带回的植物标本提供了一些机会，为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提供了新的作物，他说：“我坚定地认为，给一些地区提供新的可食用蔬菜品种，是对当地居民最大的恩惠，如果它们能够繁荣生长的话。”（Banks & Chambers，2010：86）

另外，从筹划和参与的活动来看，班克斯明显具有将世界自然资源为英国所用的思想。班克斯生活的年代，正值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但他却早已具有了利用科学知识——主要是植物学知识——来驾驭自然界，以提高大英帝国利益的想法。1797年班克斯成为国王乔治三世枢密院中的一员，有了更多向王室兜售帝国博物学的机会。之后，他策划了施恩号（Bounty）的太平洋之行，目的是将塔希提岛上的桑科植物面包树（breadfruit，Artocarpus altilis）移植到西印度群岛，以解决殖民地庄园中黑奴的口粮空缺；他还多次试图从中国引进茶树和制茶技术，以便在印度生产英国所需要的茶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