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

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最负盛名、最具影响力的博物学家之一。历史上博物学家有多种类型^[1]，班克斯是其中采集型的杰出代表。仔细研究班克斯的博物学活动，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博物学的本性，推进对近代西方科学的理解。

1768年，年轻的班克斯组织起由博物学家、画家、仆人组成的学术团队^[2]，登上库克（James Cook）^[3]船长的奋进号（Endeavor），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全球探险。奋进号返航后，班克斯的名声和学术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他还因此受到了国王的召见。1778年，这位对全球物种资源充满激情的博物学家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通常译作“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并统治这个国际性科学组织长达40多年，迄今无人能破该纪录^[4]。班克斯在南太平洋的探险活动奠定了他的学术生涯，也间接改变了英国科学的发展方式。班克斯以推动国家商业发展和帝国扩张为理由，说服英国政府投资科学研究事业，从而把知识与权力、科学组织与国家机构、植物学爱好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

班克斯逝世之后，大英博物馆和皇家学会邀请当时最著名的人物雕刻师钱特里（Francis Chantrey）为他制作雕像，并撰写了悼词。1832年这个雕像被放在了大英博物馆，现在存于伦敦大英自然博物馆，悼词这样描述了班克斯的一生：

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年轻的时候，

勇敢、有毅力并不怕危险，

他奔走在陆地或海岛上，

接触了世界上最遥远的种族、野蛮人，甚至是闻所未闻的人，

探求着大自然所有领域的知识。

回到祖国后，

班克斯被毫无异议地推选为皇家学会主席，

他用余生竭尽全力推进人类认知。

班克斯以绝无仅有的慷慨大方，

向科学研究者开放自己的收藏，

他的这种精神被那些立志以其为榜样的捐助者学习、传承并发扬光大。

朋友已经将他的收藏捐献给大英博物馆，

以此怀念他的慷慨。

班克斯一生活了76年6个月6天。

1820年6月19日与世长辞。（Chambers，2007：141）

同时代的博物学家似乎更易于看到班克斯对科学事业的贡献。在1821年爱丁堡哈维学会（Harveian Society of Edinburgh）^[5]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上，安德鲁·邓肯（Andrew Duncan）追忆并赞扬了班克斯一生的主要工作，并在报告的末尾指出，班克斯将被载入自然哲学史册而被永久怀念（Duncan，1821：20）。法国动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的奠基者居维叶（Georges Cuvier）持有相似的观点。1821年4月2日，法国科学院召开纪念班克斯的会议，居维叶宣读了对这位外籍名誉院士的颂词：

他留下的著作仅有几页的篇幅，而且并不重要。但是，他的名字将闪耀在科学的历史长河……在那个被海洋阻隔的世界里，他开辟了科学探险的道路。地理学和博物学的进步要归功于他富有成效的工作……我们会毫不迟疑地承认，班克斯的这些活动与科学家们留下的著作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Tomlinson，1844：59-60）

令人遗憾的是，居维叶的预言并没有实现，班克斯死后的100多年，他的形象和贡献几乎完全湮没在科学的历史长河之中。

令人讽刺的是，这位迄今为止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家学会主席，邱园^[6]实际的管理者，国王的密友，政府科学事务和帝国事务的政策顾问，林奈学会（Linnean Society）^[7]和皇家园艺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8]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英国科学界中心的伟大人物，逝世之后很快就被遗忘了。皇家学会内部，新兴的数理科学家为了彰显科学进步，故意忽视乃至贬低班克斯对科学事业所做的贡献。早在1783—1784年，数学家霍斯利（Samuel Horsley）就对班克斯式的博物学提出了批评。霍斯利是牛顿著作的编辑者，对牛顿充满了尊敬与崇拜，但对博物学家的品鉴赏玩之风深恶痛绝，他曾揶揄说：“（班克斯）总是试图用青蛙、跳蚤和蚂蚱来取悦皇家学会的会员。”（O'Brian，1988：209）另一位数学家、军事工程师格莱尼（James Glennie）更是指责班克斯忽视了数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从而把学会变成了收集品的橱窗，根本就不是严谨的科学。(www.xing528.com)

班克斯备受指责，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暂停履行学会主席职务以证清白，但是却没有真正放弃自己喜欢的博物学研究工作。学会秘书布莱顿（Charles Blagden）^[9]依旧忠心耿耿地将书信转送或转述给班克斯。在1784年10月3日的信中，布莱顿介绍了罗伯特的一次远航和普利斯特列的一次化学实验，描述了金属反应过程中空气的变化（Banks & Chambers，2007b：311-312）。而1784年10月21日的一封信中，布莱顿转述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呈交给学会的一篇文章（An Account of an Artificial Spring of Water）。布莱顿提醒班克斯参加皇家学会的会议，以防他人觉得班克斯惧怕和羞愧见人。（Banks & Chambers，2007b：318-319）

班克斯去世后，在批判班克斯并试图掩盖其贡献的青年科学家队伍中，化学家戴维（Humphry Davy）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曾接受过班克斯的慷慨资助，并在陷入“安全矿灯”优先权之争时，得到过班克斯的鼎力支持。班克斯逝世之后不久，戴维利用权术战胜对手，当选为皇家学会主席。在论及前任工作时，戴维选择了避重就轻且略带无视的口吻：

他（班克斯）风趣幽默且慷慨大方，具有超强的交谈协商能力，是一位兼容并包的植物学家，总体来看比较熟悉博物学。他读书不多，没有深刻的见解。他总是准备着帮助年轻科学家实现目标。班克斯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位资助者，配不上那么多赞誉。当他介绍自己在航行期间的奇闻趣事时，是那么享受和发自内心的快乐。作为国王亲近的朋友，他骨子里就有着廷臣之志。在对待皇家学会时又显得那么随意和个人化，常常把自己的家弄得像个宫廷。（Holmes，2008：400）

戴维虽然熟悉班克斯对科学所做的贡献，但不去高度赞扬。因为他要巩固自己作为学会主席的权威。戴维要向年轻一代科学工作者表明，自己要将皇家学会带上专门化与职业化的道路，并由此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这样做却伤害了班克斯的形象。

传统科学史家也因为他著作贫乏而不愿提起他。科尔兄弟在其科学社会学著作中也提及了这种情况：除做出伟大发现的科学家之外，科学管理者也是科学精英中的重要群体，尽管他们没有依靠杰出的发现而享有精英所具有的盛誉，但依然在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科学史常常把他们忘记了（科尔，1989：44-46）。其实除博物学外，班克斯对当时的诸多自然哲学学科也充满着兴趣，这从他所参与的诸多科学活动中就能反映出来。他曾经进行过一些关于温度的实验，处理过当时科学家提交到学会的论文，仅是由他转呈和由他确定发表在《哲学汇刊》上的文章至少就有133篇，内容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大气学、化学、光学、磁学等。有很多例子可以表明班克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亨特对班克斯追求真理时表现出的始终如一的热情表示了由衷敬佩：“如果有一个人值得崇拜，那一定是班克斯。他关注着最理性的事业。”（Weld，1848：114）

史学家认为，在这个知识与理性的启蒙世纪，英国科学陷入了低谷。这种看法或许源于计算机之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0]的著作，1830年，他出版了《对英格兰科学衰落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Decline of Science in England）。该著作攻击了英国皇家学会和英格兰的大学，呼吁给科学研究者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待遇，以扭转科学落后的颓势。对巴贝奇以及持同样观点的史学家来说，18世纪的英国科学陷入了“黑暗的低谷”（valley of darkness），就像双峰骆驼的峰谷部分，而17世纪和19世纪初才是耸立的峰顶（Miller，1989：155）。

大卫·米勒（David Miller）教授认为，科学史家之所以认为18世纪皇家学会不景气，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皇家学会的人员构成，法国科学院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精英即自然哲学家构成，而英国皇家学会则更加向社会开放，科学技术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政治家、商人、收集家都可以当选学会会员；其次，牛顿去世后直到班克斯当选主席，中间没有出现集大成的学会掌舵人（Miller，1989：156-157）。班克斯虽然是享誉欧洲的大博物学家，但在数理科学方面并无突出贡献，也没有留下影响深远的理论巨著。

传统科学史编史纲领囿于对“科学”的狭隘划界，使得史学家看不到，甚或是有意“遗忘”了博物学在这一时期的辉煌历程，以致对当时的博物学家轻描淡写，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如果转换思维，不再套用今天的学科划分，还原博物学在当时科学研究中的真实地位，那么18世纪欧洲科学还是取得了很大进步。瑞典的林奈和法国的布丰都在自然秩序的寻求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单就英国来看，博物学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被推向历史前台，在植物采集、命名和分类以及自然博物馆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为接下来一个世纪地质学、进化论等领域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

有一点值得注意，侧重实验观察的经验型科学最先实现了与博物学的共存和发展，甚至是合作、交融。英国经验型科学遵循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坚持的经验归纳法，因而也跟随培根把博物学收集工作视为自然哲学的基石。剑桥大学谢弗（Simon Schaffer）教授采用福柯式的概念分析方法，将博物学界定为一种科学实践方式或研究方法，解释了为什么赫歇尔（Friedrich Wilhelm Herschel）将自己的天文学工作称之为博物学，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博物学家（Schaffer，1980：211-239）。另外，数理科学家所批判的博物学主要是指朴素形态的博物学，在这一点上，重视理论的精致博物学与数理科学家们志同道合。

近几十年来，科学史家越来越注意到，博物学在18世纪的智识语境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博物学扎根于英国特有的社会文化之中，从那里成长、繁荣；反过来，博物学也对英国哲学、科学、文学等社会风潮，以及英国人的生活习惯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1]。正如范发迪所言，从人员参与、经费资助、成果数量以及政府、王室的参与程度来看，博物学都是那个时期英国人最为重要的科学活动之一，堪称当时的“大科学”（big science）（范发迪，2011，中文版序：4）。而班克斯则是引领这一潮流之人^[12]（基尔帕特里克，2011：163），于是，研究班克斯的博物学就成了科学史研究的恰当主题。

班克斯的专长是组织博物学活动，管理科学机构，而不是创新理论。他利用自己丰厚的家产，以及从王室、政府、东印度公司得到的资助，雇用并组织起庞大的博物学团队，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描述、分类、命名、采集或移植新物种。从今天的观点看，他更接近于业余爱好者（amateur），或准确地说，是一位植物研究及采集者（botanizer），而不是侧重理论研究的植物学家（botanist）。这种细分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向读者表明，班克斯并不是一位专注于理论，并在理论建设方面有重要贡献的植物学家——他不像雷（John Ray）、林奈那样，能为后世留下不朽巨著。但这种区分又带有强烈的辉格史味道，因为在班克斯生活的年代，并没有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科划分，也没有“植物学家”这个概念，在植物学采集、描述、移植与命名、分类、理论研究之间并无清晰明确的界限。作为享誉欧洲的博物学家，班克斯对当时流行的博物学理论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看法。

班克斯没有留下系统的理论著述，但他却是一位优秀的日记作家，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书信写作者。据其书信编纂者钱伯斯（Neil Chambers）统计，班克斯一生大约收发过100000封书信，其中4 000封是班克斯所写，长度从50～5 000个单词不等，平均每封信约300个单词（Banks & Carter，1979：xxvii），现在有20000封左右分散残存于世（Chambers，1999：28）。他的一些会议记录保存在皇家学会档案馆，植物标本、植物绘画保留在伦敦南肯辛顿区的自然博物馆（Natural History Museum）^[13]。

近几十年，出现了一些收集和整理班克斯文献的机构，如澳大利亚的“班克斯爵士纪念基金会”（Sir Joseph Banks Memorial Fund）。建立初期，基金会致力于收集和整理班克斯的散落资料，尤其是存于澳大利亚境内的资料，后来它资助了“班克斯数字化工程”（Banks Digitisation Project）；英格兰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设立了“班克斯爵士档案馆工程”（The Sir Joseph Banks Archive Project）；林肯郡成立了“班克斯爵士学会”（Sir Joseph Banks Society），在资料收集和研究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成果最多的当属“班克斯档案馆工程”（the Banks Archive Project）^[14]，它依托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自然博物馆，从社会募集资金。这个工程的目标是重新收集、整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班克斯书信，并按主题出版，为学者进一步研究班克斯提供翔实的文献。

在这些新的文献基础上研究班克斯，可以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还原启蒙运动时期英国的科学发展状况，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首先，班克斯研究可以展现科学史中博物学文化的诸多细节，丰富甚至还原更加真实的近代欧洲科学史。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对博物学史一直很重视^[15]，但自从他创立科学史学科以来，大部分科学史家所关注的科学往往局限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数理科学或实用技术。即使有些科学史著作提及博物学，也大部分是在“内史论”研究框架下，考查博物学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为进化论做出了贡献，或者说考察博物学家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通向了达尔文进化论。另外，随着科学的专门化和职业化，博物学作为对动物、植物、矿物和其他自然现象的综合研究，已经分化和衍生成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等各自独立的学科。科学史家从今天的分科体制投射过去，探讨的是那些对今天学科有贡献的博物学部分，认识不到博物学本身作为整体的巨大意义^[16]。抛开传统科学编史的成见，运用包容性更广的“科学”定义，把博物学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可以重新看到博物学在近代认知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将班克斯的博物学工作作为科学史研究的恰当对象，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及博物学活动，也能更好地理解大英帝国中科学与社会的互动。

其次，班克斯研究可以展现18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机制，有助于展示科学研究活动的社会动机和利益链条。班克斯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家学会主席，对英国乃至世界的科技政策、科学管理方式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继承和发展了皇家学会精神之父弗朗西斯·培根的学术理想，致力于实现科学的功用。他用管理博物学的方式来改造皇家学会的自治传统，使科学发展与帝国扩张、商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科学与帝国的共生模式，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科学交流与竞争，深远地影响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模式。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科学史家法拉（Patricia Fara）高度赞扬了班克斯的这一贡献：“他把科学放在了英国商业和政治帝国的中心，意义深远影响重大。作为皇家学会的领袖，他或许缺乏牛顿、达尔文甚至林奈的魅力，但他作为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仍然值得被长久地纪念。掌管皇家学会40多年，班克斯促进了科学的繁荣、帝国的强盛和扩张。他建立起的科学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延续至今。”（Fara，2003：18）

再次，班克斯研究可以更好地展现博物学在近代殖民扩张中的作用。自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来，动植物资源的全球流动就随之开始了，深刻影响着全球的生态格局和政治格局。班克斯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博物学帝国的重要掌舵人，其活动对国际关系影响深远。美国著名史学家麦克尼尔（John McNeill）在为《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30周年版所写的前言中，高度评价了库克船长与班克斯的太平洋探险，及其随后所实现的生态交换，认为其意义和价值完全可以与哥伦布探险所带来的新旧世界生态交换相媲美。实际上，在帝国探险和扩张的背景下，博物学的海外活动，不只是探求事实的学术研究，更是认知领域的侵略性扩张。

最后，在科学研究方面，班克斯与普利斯特列、赫歇尔、富兰克林^[17]等英国著名的数理实验科学家有大量通信往来；在科学管理方面，班克斯与学会秘书布莱顿通信更为频繁。论文通过对这些信件的考察，尝试描绘出当时科学成果的交流方式和展现模式，勾勒出科学家身份的认同模式；另外，信件还透漏出，那些看似与博物学无关的数理科学家，其研究方式或研究旨趣也可能渗透着浓厚的博物情怀。

比如富兰克林在英国期间，曾在班克斯的帮助下在朴次茅斯进行了一场波阻尼实验。因为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读到过老普林尼提及的一次海员的科学实验，即通过将油倒入海中来阻止波浪。《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上刊登了富兰克林与几位科学家进行的系统性对照实验，认为水面表层的油膜会减少水面与海风之间的摩擦力，以此阻止小波浪的形成进而防范了大波浪，于是海面就平静了（Franklin，1774：452-453）。1783年班克斯致信富兰克林，信中提到了这次科学实验：

我不能错过这样相互帮助的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尝试将鲸油倒在海面上。你一定对布莱顿博士还有印象，他曾站在海岸记述实验的过程和结果。（Banks & Chambers，2007a：84-85）

接着班克斯还简要汇报了新的行星的发现，字里行间谦虚内敛，但也略带着掩藏不住的自豪感。班克斯认为作为政治家的富兰克林在哲学（科学）上着力必然不足，因此最后，班克斯“吹捧”富兰克林，希望他的哲学（科学）能像其文学和政治一样光彩亮丽。（Banks & Chambers，2007a：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