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产生了一些后果。但是什么没有后果呢?恐怖为自己创造了反恐怖。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回答。至今我一直不明白,两把装了子弹的左轮手枪是如何进入那栋非常安全的大楼,据说巴德和拉斯泊在施塔姆海姆就是用这两把枪自杀的[2],古德龙·恩斯林又怎么会用一根扩音器的电线上吊自缢的。
这产生了一些后果。但是什么没有后果呢?大约在前一年,歌手沃尔夫·比尔曼[3]被取消了国籍,他从此失去了这个有着铜墙铁壁的工农国家,当他开始在西边的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也失去了共鸣的基础。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在弗里德瑙区的尼德大街时的情景,在国家批准的巡回演出期间,他首先坐在我们家的餐桌旁边,风趣地谈论自己,谈论真正的共产主义,再次谈论自己,然后在我的工作室,在少数观众的面前——乌特、几个孩子和他们的朋友——用吉他排练了他将在科隆获得恩准的盛大演出时的节目,就像我们翌日在电视里看到演出的“实况转播”那样,他对一切都进行了练习,每一声反对执政党独断专行的吼声,每一声由全民所有的间谍机关诱使发出的嘲讽的笑声,每一声对那个遭到背叛而且是遭到领导同志背叛的共产主义发出的抽泣,每一个节奏强烈的和弦和每一个产生疼痛的嘶哑叫喊,直到口干舌燥嗓子沙哑,甚至对那个一时冲动许下的诺言全文,每一次睫毛的动作,每一个滑稽的神态和痛苦的表情,要我说吧,都是经过了几个月、几年的练习,都是在严格禁止在他的洞穴之外(面对“常设代表处”[4])登台演出的禁令使他沉默期间练习的,他为这次重要的登台演出练熟了一个节目又一个节目;因为,所有在科隆震撼了大量听众和观众的东西,已经在前一天在少数观众面前获得了成功。他拥有如此之多的排练熟悉的意图。如此恰当地考虑到它们的用处。他的勇气就是这样在考验之后上了舞台。
他刚被取消国籍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勇气将在西边经受考验,这样一种勇气也会产生后果。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少。后来,过了很久,当那堵墙倒了的时候,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对这件事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前不久,他被授予了国家奖[5]。
在比尔曼被取消国籍之后,我们最后一次在城市的东部见了面。在库纳特的养了许多只猫的房子里,我们先是互相朗读作品(就像是背熟了似的),然后又陆续来了一些人,他们公开抗议,反对取消比尔曼的国籍,现在试图考虑如何应对他们的抗议产生的后果。其中的一个后果是,许多人(不是所有的人)被迫提出申请离开他们的国家。库纳特[6]一家带着他们的那些猫离去。萨拉·基尔施和约亨·舍德利希则带着他们的孩子、书籍和家用器具。
这也产生了一些后果。但是什么没有后果呢。后来,尼科拉斯·伯恩去世,离开了我们大家。再后来,过了很久,我们的友谊也分崩离析:统一的损失。然而,我们的那些朗读过一遍又一遍的手稿进入了市场。那条比目鱼也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对了,1977年年底,查理·卓别林去世。他摇摇晃晃地朝地平线走去[7],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走了,没有找到接班的人。
[1] 叙述者:作者本人
叙述事件:多名“红色旅”成员在狱中自杀
[2] 扬·卡尔·拉斯泊也是“红色旅”中的巴德-迈因霍夫小组的成员,1977年4月28日,巴德、拉斯泊和恩斯林被判处无期徒刑,1977年9月,“红色旅”绑架了德国雇主协会主席施莱耶尔,10月又劫持了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客机,在他们要求释放巴德等人的企图失败之后,10月13日,监狱管理人员发现巴德、拉斯泊和恩斯林死在各自的牢房里,官方称是自杀,但外界有各种猜测。(www.xing528.com)
[3] 沃尔夫·比尔曼(1936— ),民主德国诗人和歌手,1953年移民民主德国,1965年,民主德国官方禁止他公开演唱,1976年11月17日,当他首次在联邦德国演唱时被取消了民主德国国籍,他留在了汉堡,后来移居巴黎。
[4] 当时联邦德国在民主德国首都东柏林没有大使馆,而是设了一个“常设代表处”。
[5] 1991年,比尔曼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毕希纳奖。
[6] 君特·库纳特(1929—2019),民主德国作家,1979年移民联邦德国。
[7] 美国电影演员查理·卓别林在1977年12月25日去世,他在许多影片的结尾都是扮演流浪者,摇摇晃晃走向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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