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无论我们在东柏林的什么地方会面，马上就会被窃听。我们推测到处都有精心安设的窃听器，在灰泥下面，在吸顶灯里，甚至在花盆里，因此我们总是以讽刺的口吻谈论无微不至的国家及其对安全的无法满足的需要。为了方便窃听记录，我们发音清楚语速缓慢地泄露秘密，而这些秘密暴露的是，诗歌的那种原则上具有破坏作用的特性，并且有目的性地使用虚拟式来铺垫阴谋意图。假如事实证明，我们知识分子的吹毛求疵和颓废的比喻，只能越过边界，也就是说，在全德的合作中才能够破译的话，我们建议这家公司——这是工农政权的国家安全机关对外的秘密称呼，向他们的西方竞争对手（普拉赫或者科隆[2]）请求官方援助。我们傲慢地和国安机关做游戏，一半当真一半心血来潮，推测在我们这伙人中至少有一个密探，同时我们又友好地相互保证，“原则上”每一个人都在怀疑之列。
二十年之后，克劳斯·施莱辛格[3]寄给我几份密探报告，他在那个使用“高克”这个名称的官方机构[4]，过滤了所有涉及他的国安机关勤奋搜集的东西，这些密探报告都是有关我们的几次密谋会面的（七十年代中期）。但是里面可以读到的只是，谁和谁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的书店前碰面，谁吻了谁表示问候，或者谁送了礼品，比如，几个用彩色纸包装的瓶子，这些人坐谁的特拉比[5]（车牌号码）去了哪儿，所有这些被监视的人在什么时间消失在哪一栋房子里（街名，门牌号码），什么时候——在六个多小时的目标监视之后——所有的人离开了这栋被称为目标的房子，走向不同的方向，西边的几个人去出境站，有几个人大声笑着，显然是喝了很多酒。
也就是说没有窃听器。在我们这伙人中间也没有密探。没有一句话是关于我们阅读练习的。也没有提到押韵诗和不押韵诗的炸药——多么令人失望啊！也没有暗示在喝咖啡吃蛋糕时起破坏作用的闲聊。因此也就无法了解，西边的几个人对不久前刚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电影院放映的故事片《大白鲨》[6]引起的轰动说了些什么。当时正在雅典对军人政务委员会的几名上校军官进行审判[7]，对此发表的评语也无人听见。我们——我熟悉当地的情况[8]——向朋友们报告了围绕布洛克多夫核电站的战役，警方第一次，同时也是非常成功地，使用了在美国屡经考验的“化学棒”[9]，为的是紧接着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把数万名示威的平民驱赶到维尔斯特沼泽区平坦的农田上去，而东边的国安当局显然是错过了对西边警察执行任务的效率进行了解的机会。
或许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压根儿就没有提到过一句关于布洛克多夫的事？有可能是我们为了照顾那些被隔离在墙那边的同行，不愿伤害他们对西边的相当美好的概念，所以没有对他们讲使用化学棒的事，没有向他们描述那些打人的甚至把妇女儿童打倒在地的警察吗？我更愿意认为，伯恩或者布赫[10]或者我，强调地、客观地提到了在布洛克多夫投入使用的喷雾器里充填的这种很难说准确的气体（氯乙酰苯），并且联系到那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使用过的名叫“白十字毒气”的气体，萨拉或舍德利希，施莱辛格或莱纳·基尔施听了之后也赞同这种观点：人民警察目前还没有这么好的装备，但是，一旦拥有更多的外汇，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因为西边创造的东西原则上对东边也会是值得追求的。
毫无用处的推测。在施莱辛格的国安机关文件里一点儿也找不到。在那里找不到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但是，每一件记录在案的事，如注明时间、交代地点、简洁地描述当事人，都是事实，也有一定的分量，说的是实情。我在施莱辛格的礼物——是一些复印件——里面看到，在这些东柏林的每次都被一直监视到房门口的拜访中，有一次陪同我的是一位女士[11]，高挑的个子，金黄色的鬈发，边境检查站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她出生在波罗的海的小岛希登瑟，总是随身带着织毛衣的家什，但是，一直到那个时候在文学圈子里还没有人认识她。
乌特就是这样进入了档案。从此以后她就是事实。任何梦都不会把她从我这里抢走。因为，从此我不必再从这儿到那儿瞎摸乱找，当时无论在哪儿，家里总是不太和睦。更确切地说，我在她的避风港里把《比目鱼》一章一章地写在像石头一样的鱼皮上，只要我们聚在一起，我就继续给朋友们朗读，不管是关于“朔内恩鲱鱼”的哥特式的描写，还是一种巴洛克式的比喻：“关于邪恶时代的负担。”但是，舍德利希、伯恩、萨拉、莱纳·基尔施或者我，在经常变换的地点，真的读了些什么，并没有记录在施莱辛格的档案里，也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既没有受到国安机关的宠幸，也没有得到高克当局的恩惠；充其量只能推测一下，当乌特成为事实的时候，我读完了未完待续的童话“另一种真实”，舍德利希当时已经或者在下一年里才给我们朗读了他的《塔尔霍韦尔》[12]的开头部分，讲的是那个永生不死的密探的故事。
[1] 叙述者：作者本人
叙述事件：反核电站的示威游行
[2] 联邦德国的间谍机关——联邦情报局设在普拉赫，科隆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所在地。
[3] 克劳斯·施莱辛格（1937—2001），民主德国作家，1980年移民联邦德国。
[4] 自1990年10月起，该机构负责管理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由前民主德国反政府的知名牧师约阿西姆·高克（1940— ）任负责人，1991年12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机构档案法》保障每个公民有权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材料。高克后来曾任联邦德国总统（2012—2017）。(www.xing528.com)
[5] 特拉比是人们对民主德国当时生产的一种小型轿车——特拉班特轿车的习惯叫法。
[6] 由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故事片，1974年放映。
[7] 1975年1月至8月，希腊军人政务委员会（1967—1974）的几名负责军官受到审判。
[8] 当时作者住在离布洛克多夫不远的维威斯弗莱特。
[9] 一种可以喷射催泪液体的警具，1976年首次在布洛克多夫投入使用。
[10] 汉斯·克里斯多夫·布赫（1944— ），联邦德国作家。
[11] 即乌特·格鲁纳特，与作者结婚后改名为乌特·格拉斯。
[12] 汉斯·舍德利希在1968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格拉斯后来在自己的小说《辽阔的原野》（1995）里借用了塔尔霍韦尔这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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