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普普通通的一年吗?或许时间像铅一样沉重,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叫喊声中失去了听觉?我的记忆模模糊糊,充其量只能想起几次没有目的的骚动,因为当时在我住的房子里,不管是在弗里德瑙还是在施多尔河畔的维威斯弗莱特[2],家里总是不太和睦,因为安娜,因为我,因为薇罗妮卡,因此孩子们也受到了伤害或者离家出走,我则逃进了手稿——还能逃到哪儿去呢?——潜入《比目鱼》[3]的海绵组织里,向后倒退几个世纪,和九个或者更多的女厨师待上一会儿,她们控制着我,有时严格,有时宽容,而在我逃跑的足迹旁边,现实生活在宣泄着自己的感情,不管是在施塔姆海姆监狱大楼[4]里面,还是围绕着布洛克多夫的核电站施工工地[5],暴力都使自己的方式方法更加优雅,但是除此之外,自从勃兰特下台施密特作为总理[6]使我们大家变得更加务实以来,没有发生多少事情;荧光屏上仍然还是十分拥挤。
我坚持认为:这一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或者说,特别的只是因为我们四五个西边的公民在边界接受检查,然后在东柏林会见了五六个东边的公民,他们同样也是怀揣手稿来的,莱纳·基尔施[7]和海因茨·切朔夫斯基[8]甚至来自哈勒。我们先是在舍德利希[9]的家里,然后在萨拉·基尔施[10]或者希比勒·亨茨克[11]的家里,无论是在他家还是在她家,都是为了在喝过咖啡吃完蛋糕(还有通常的东西方相互嘲弄取笑)之后,相互朗读押韵的诗和不押韵的诗、太长的章节和短小的故事,这些都是当时那堵墙的两边正在写着的东西,试图在细节上诠释这个世界。
难道这个仪式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历上唯一留下来的事情吗?或多或少有些拖拖拉拉的边界检查,驱车前往会面地点(小红帽大街或者伦巴赫大街),时而滑稽有趣、时而忧虑重重的争辩,唱着全德的哀歌,另外还有写作入迷的作家们笔下流淌的墨水河,然后是针对朗读的东西进行的时而激烈、时而懒得动嘴的批评,这种对“四七社”[12]的减少到私人圈子的粗糙模仿,最后,在临近午夜的时候,匆匆出境,经过的是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边界检查站。
西贡出现在电视里[13],既远又近。最后一批美国人急急慌慌地从他们大使馆的房顶上离开了越南。但是,这个终结可以不予考虑,它也不是我们在吃细沙糖黄油糕点和杏仁霜蛋糕时的话题。红色旅的恐怖活动也是如此,这种恐怖不仅正在斯德哥尔摩(绑架人质)进行[14],而且也成为施塔姆海姆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在下一年里乌尔利克·迈因霍夫在她的牢房里上吊自杀或者被别人吊死为止。然而即使是这个多年未解的疑问,也没有引起我们这些聚会的握笔杆子的人的特别关注。充其量只有干燥的夏天之后发生在吕纳堡草原的几场火灾[15]算是新闻,在火势大面积扩展的过程中,五名消防队员被火焰包围,最后不幸遇难。
这也不是东西对话的话题。也许,在尼科拉斯·伯恩朗读他的《避开土地的一侧》[16]之前,在萨拉用柏林方言吟诵她的边疆诗歌之前,在舍德利希用他的那些后来在西边以《尝试过的接近》作为书名出版的故事让我们心烦意乱之前,在我试读《比目鱼》中的一个片段之前,我们把那个5月曾经在该市的西部引起轰动的事件当作新闻提了出来:在克劳伊茨贝格区的格吕本河岸大街,靠近奥伯鲍姆桥的边界过道,有一个五岁的土耳其男孩(名字叫切廷)掉进了那条作为城市两个部分之间的边界的施普雷运河,因此,无论是西柏林的警察,还是站在巡逻艇上的人民军水兵,谁都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救这个孩子。因为西边的任何人都不敢跳进水里,而东边则必须等待一位高级军官的决定,时间在流逝,直到最后一切都对切廷为时已晚。当消防队终于获准打捞尸体的时候,土耳其的妇女们在运河西岸开始号啕大哭,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在东边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
那一年和其他年份没有什么不同,一边喝咖啡一边吃蛋糕时还可能谈了什么呢? 9月,当我们带着手稿再次会面的时候,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去世——是谋杀还是前列腺癌?——可能为我提供了讲述一次童年经历的机会。在“福克斯每周新闻电影”里,我这个爱看电影的人看见了海尔·塞拉西[17]皇帝,他当时正乘坐一艘机动汽艇在细雨蒙蒙的天气里参观一个港口(是汉堡港吗)。个子矮小,留着胡子,头戴盔形凉帽,他站在由仆人撑着的一把遮阳伞下面。他看上去很悲伤,或者很苦恼。肯定是在1935年,此前不久,墨索里尼的士兵刚刚开进了阿比西尼亚,这是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国名。我作为孩子很想和这个皇帝成为朋友,在他面对意大利的绝对优势不得不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可以陪伴着他。
不,我不能肯定,在我们东西会面的时候是不是提到过埃塞俄比亚的皇帝,或者甚至是不是提到过门基斯图[18]这个最新的共产主义统治者。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午夜之前我们必须在被称作“泪水宫”的边界检查大厅出示我们的证件和入境证。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当我总是带着我的未完成的《比目鱼》在西柏林和维威斯弗莱特寻找一个栖身之处的时候,家里一直不太和睦。
[1] 叙述者:作者本人
叙述事件:东柏林的作家聚会
[2] 弗里德瑙是柏林的一个区,维威斯弗莱特位于德国北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3] 《比目鱼》,作者自1972年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977年出版。作品通过一条学识渊博而又会说话的比目鱼和渔夫艾德克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奇虚幻的世界;作者声称是要再现长期以来被掩盖着的妇女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妇女解放的可能性。
[4] 1974年建成的防范措施严密的监狱,当时“红色旅”中的巴德-迈因霍夫小组的主要成员大部分都关押在这里。
[5] 1973年底,联邦德国的部分公民成立了抵制在布洛克多夫建造核电站的计划,自1976年起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游行示威,警方投入大量警力镇压。
[6] 1974年5月7日,勃兰特因“克劳默间谍案”辞去总理职务之后由赫尔穆特·施密特继任。(www.xing528.com)
[7] 莱纳·基尔施(1935—2015),民主德国作家。
[8] 海因茨·切朔夫斯基(1935—2009),民主德国作家。
[9] 汉斯·舍德利希(1935— ),民主德国作家,1977年移民联邦德国。
[10] 萨拉·基尔施(1935—2013),民主德国女作家,1977年移民联邦德国。
[11] 希比勒·亨茨克,民主德国作家。
[12] “四七社”,联邦德国战后的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在1947年发起成立,故得此名。
[13] 1975年5月底,最后一批美国士兵从美国驻南越大使馆的房顶上乘直升机离开越南。
[14] 1975年4月24日,“红色旅”的成员占领了联邦德国驻瑞典大使馆,要求释放关押在施塔姆海姆监狱大楼的“红色旅”的成员。
[15] 吕纳堡草原的几场火灾,发生在1975年8月初至中旬。
[16] 尼科拉斯·伯恩(1937—1979),联邦德国作家,《避开土地的一侧》(1976)(又译《不为人知的一面》)是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17] 海尔·塞拉西(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1974年被军人政变推翻,1975年8月27日去世。
[18] 海尔·玛里亚姆·门基斯图(1937— ),埃塞俄比亚军官,1974年参与推翻塞拉西皇帝,1977年至1991年任埃塞俄比亚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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