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在电视机前体验一下双重身份？经过在两条轨道上奔跑训练的人，当他在特殊的时机，部分地遇到他的这个“我”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应该被搞糊涂的。只不过稍微有一些意外罢了。不仅在艰苦的训练期间，而且通过实践，学会了如何同自己这个两种不同类型的我打交道。后来，在莱茵巴赫监狱已经关押了四年，在漫长的审判之后，根据地方司法部门的决定，才获准使用自己的那台电视机。那时，人们早就已经知道他的这种长期以来相互矛盾的存在，但是，在1974年，作为拘留待审的人犯，关在科隆－奥森多夫拘留所的时候，希望牢房里有一台电视机的愿望在世界杯足球赛期间毫无麻烦地就得到了满足。然而，在荧光屏上发生的事情却在许多方面把我撕成了碎片。
不是当波兰人在滂沱大雨中踢了一场绝妙足球的时候，也不是由于对阵澳大利亚的胜利[2]和与智利的平局[3]，而是在德国与德国比赛[4]的时候。向着哪一个呢？我或者我，向着哪一个？为哪一边欢呼叫好？哪一个德国赢呢？当施巴瓦泽踢进那个球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的是什么？我的心里有哪些内心冲突？哪一些力场在拉扯着我？
向着我们？不向着我们？因为每天上午都要用车把我拉到巴特戈德斯贝格去审讯，联邦刑事调查局早就应该知道，这种类似的拉力试验，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其实这并不是拉力试验，确切地说，是一种附加于两个德国的行为方式，遵循这种行为方式则是一种双重的义务。在我作为总理最信任的秘书[5]，同时也作为寂寞时的谈话伙伴，以双重的方式经受考验的期间，我挺住了这种内心的紧张，体验到的不是内心矛盾，不仅总理对我的成绩非常满意，而且柏林总部也通过联络人同样对我表示满意，我的工作受到了最高当局的表扬，就是米萨同志[6]。他把自己视为“和平的总理”，我则作为“和平的暗探”履行我的使命，在他和我之间以富有成效的方式保持一致，这是肯定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总理的生平数据和他的秘书的时间表，在和平这件事上保持和谐。各自都在勤奋地尽职尽责。
但是，当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这场比赛6月22日在汉堡人民公园体育场里的六万多名观众面前鸣笛开始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被扯过来拉过去。上半场虽然都没有进球，但是，当矮小灵活的米勒在第四十分钟射中门柱，差一点就使联邦德国比分领先的时候，我也差一点高喊“进了！进了！进了！”进入极度兴奋的状态，差一点在我的牢房里为西边这个分离的国家领先而欢呼，当劳克干净利落地晃过奥维拉特，在后来的比赛中甚至甩掉了耐策尔，差一点射进联邦德国的球门时，我也情不自禁地想为另一方欢呼叫好。
这是怎样一种冷热水交替浴啊。甚至对乌拉圭裁判的裁决，也带有偏袒的评论，一会儿是偏向这个德国，一会儿又偏向那个德国。我感到自己没有原则，也就是说，分成了两个部分。然而，每天上午，当刑事警官费德劳审讯我的时候，我则毫无例外地能够坚持预先确定的供词。是有关我在特别左的社民党黑森州南方支部的工作，在那里人们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工作勤奋但思想保守的同志。我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更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右翼。我看见在我的面前放着我的那些被没收的照相器材。降低在这种案子上的兴奋，说明早年作为职业摄影师的工作经历，指点去参见那些度假时拍的照片，这种保留下来的业余爱好。然而，接着又出示了我的那架功能齐全的超八毫米窄软片摄影机和两卷反差极大和感光度极强的电影胶片，据说，适合于“专门的间谍活动”。说实在的，这并不是证据，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证据。因为我成功地坚持了供词，所以总是安安心心地回到牢房，高兴地期待着比赛。
这边和那边，谁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足球迷。在此之前，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于尔根·施巴瓦泽[7]在家里为马格德堡踢球非常成功。这时，我经历着他，看见他在第七十八分钟，接到哈曼的传球，用头把球停下，然后带球晃过福格茨[8]这个顽强的小伙子，又摆脱了赫特格斯，用力一脚将球射进了球门，迈耶尔扑救不及。
德国1∶0 领先。哪一个德国？我的这一个德国还是我的那一个德国？是啊，我虽然在牢房里大叫“进了！进了！进了！！！”但是同时也为另一个德国比分落后而揪心。当贝肯鲍尔[9]试图重新组织进攻的时候，我又为联邦德国的十一名队员鼓励加油。对于这场比赛的结局，我在一张明信片上向我的总理表示了我的遗憾，使他下台的当然不是我们这些人，大概是诺瑙[10]，站在最前面的是维纳[11]和根舍[12]，以后逢年过节和12月18日他的生日，我总是给他寄明信片。但是他从来没有回过。可以肯定，他也是以混合的感情经历了施巴瓦泽进的这个球。
[1] 叙述者：曾经是勃兰特总理私人秘书的民主德国间谍纪尧姆
叙述事件：1974年6月至7月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十届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的比赛
叙述时间：大约在1980年至1981年
[2] 即民主德国以二比〇胜澳大利亚。
[3] 即民主德国以一比一与智利踢平。(www.xing528.com)
[4] 1974年6月22日，民主德国以一比〇胜联邦德国。
[5] 君特·纪尧姆（1927—1995），民主德国间谍，1973年至1974年任勃兰特总理的私人秘书，1974年被发现，次年被判处十三年徒刑，1981年被交换给民主德国，1974年5月7日，勃兰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
[6] 米萨同志，即马尔库斯·沃尔夫（1923—2006），自1958年起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调查局局长。
[7] 于尔根·施巴瓦泽（1948— ），民主德国足球运动员，在马格德堡足球俱乐部踢球。
[8] 即后来的德国国家队主教练贝蒂·福格茨，当时是联邦德国国家队队员。
[9] 即有“足球皇帝”之称的弗兰茨·贝肯鲍尔，当时是联邦德国国家队队长。
[10] 君特·诺瑙（1911—1991），联邦德国政治家，当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
[11] 赫伯特·维纳（1906—1990），联邦德国政治家，当时任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
[12]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1927—2016），联邦德国政治家，德国自由民主党领袖，曾任联邦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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