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在的教皇踏上旅途,去非洲或者波兰视察他的臣民那样,为了免遭不测,这个名气很大的运输队长[2],当他在我们那里坐在法庭面前的时候,也被塞进了一只笼子,不同的是它只有三面是封闭的。朝法官席这一面,他的玻璃小屋是敞开着的。这是安全部门的规定,所以我只给这个大箱子的三面装上了特种玻璃,是那种很贵的防弹玻璃。我的公司很幸运地接到了这项委托,因为我们总是有一些特殊要求的顾客。喏,整个以色列的银行分支机构,迪岑格夫大街[3]上的珠宝店,他们在橱窗和玻璃柜里展示的全是贵重物品,希望确保安全,不会受到可能出现的暴力行动的威胁。早在纽伦堡的时候,我父亲就是一家玻璃店的师傅,它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全家从前都住在那里,店里的业务一直延伸到施魏因富特和英格尔施塔特。喏,在1938年到处都被砸碎之前,一直都有的是活儿干,您可以想象得出是为什么。公正的上帝,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咒骂这一切,因为父亲很严厉,我每天都必须加夜班。
全凭一点点运气,我们才逃了出来,我和我弟弟。全家就我们俩。所有其他的人,其中有我的两个姐妹和所有的堂姐妹,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先是都去了特蕾辛城[4],然后,我知道,可能去了索比伯尔[5],奥斯威辛[6]。只有妈妈是在这之前,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完全自然地去世的,即心脏功能缺损。但是,格尔松,就是我弟弟,后来也没有弄到详细情况,在终于和平了之后,他曾经在弗兰肯地区到处了解打听。他只了解到是在什么时候被运走的,因为那一天从我们家一直定居的纽伦堡开出了一些挤得满满的列车。
喏,他,这个在所有报纸上被称作“死亡的运输者”的人,现在就坐在我的那个玻璃箱子里面,这个箱子必须防弹,它也的确是防弹的。请原谅,我的德语可能有一点儿差劲,因为当年我拉着我弟弟的手、搭船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只有十九岁,但是那个坐在箱子里总在摆弄他的耳机的家伙,德语说得更差劲。所有的法官先生都能说很好的德语,他们也认为,每次他说的句子长得就像绦虫,没人能听得明白。但是,我坐在普通听众中间也能够基本听懂,他做的一切都是奉命行事。还有许多人也是奉命行事,但是却靠着一点点小运气仍然一直逍遥自在。他们拿很高的工资,有一个甚至当了阿登纳的国务秘书[7],我们的本·古里安[8]不得不和他为钱进行谈判。
我对自己说:注意听好,扬科勒!你真应该做出一百个,不对,一千个这样的玻璃箱子。你的公司再多雇一些人手,你就一定能够办到,只要不是一下子就需要所有的箱子。喏,要是提到一个新出现的人的名字,大概是叫阿诺伊斯·布鲁纳[9],总是可以再把一个很小的、里面只有姓名牌的玻璃箱子,象征性地放在艾希曼的玻璃箱子和法官席之间。放在一张完全特别的桌子上。最后很快就会放满的。
人们对此已经写了许多东西,喏,关于罪恶,也有一些是老一套。直到他被套上脖子吊死之后,人们才写得少了一些。但是,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这件事儿。只有加加林[10],这个坐在宇宙舱里的受到赞美的苏联人,才和我们的艾希曼形成了竞争,以至于我们的人和美国人都非常嫉妒这个加加林。但是,我当时就问过自己:小雅各布,你难道不认为这两个人处在相似的位置吗?每一个人都是完全封闭,与外面隔绝的。只不过这个加加林更加孤独罢了,因为我们的艾希曼总是可以得到一些可以交谈的人,我们的人是从阿根廷把他弄回来的,他在那里养鸡。他自己也喜欢讲话。他最喜欢讲的事,他最愿意做的事,就是把我们这些犹太人送到马达加斯加去,而不是送进毒气室。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反对犹太人。他说,他甚至很赞赏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因为人们可以为这一个好主意做一些组织性的工作。假如他没有接到负责运输的命令,犹太人今天很可能还要感谢他呢,因为他曾经亲自处理过大量移民的事务。
我对自己说:喂,扬科勒,你真应该感谢这个艾希曼带给你的一点儿运气,因为格尔松,就是你弟弟,还有你,在1938年还被允许出国。只是你不必为全家的其他人表示感谢,父亲,所有的姨婶叔伯,所有的姐妹和你的几个漂亮的堂姐妹,总共近二十个人。我很愿意同他谈谈这件事,因为他知道详情,喏,关于运输的目的地,我的姐妹和严厉的父亲最后到底去了哪里。但是我没有得到许可。有足够的证人在场。除此之外,我也很满意,我能够获准为他的安全负责。他可能也很喜欢他的防弹玻璃的小屋子。当他露出一些微笑的时候,看上去是这样。
[1] 叙述者: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犹太人
叙述事件:审判前纳粹分子艾希曼
叙述时间:事后不久
[2] 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纳粹党卫军军官,1939年起担任德国安全总局犹太人事务专员,负责安排将犹太人运送到设在东欧的灭绝营;战后逃往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秘密警察发现后绑架到以色列,1961年12月15日被以色列法庭判处死刑,1962年6月1日被处决。
[3] 以色列城市特拉维夫的主要商业街。(www.xing528.com)
[4] 特蕾辛城,即现在位于捷克的特蕾青,1941年至1945年,这里有一个纳粹集中营。
[5] 索比伯尔,位于波兰,1942年至1943年,这里有一个纳粹灭绝营。
[6] 奥斯威辛,位于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这里建立了许多集中营和灭绝营,大批犹太人在此被成批地用毒气毒死。
[7] 指汉斯·格罗卜克(1898—1973),德国法学家,曾在纳粹政府内政部任处长,战后在联邦德国总理府任副局长和国务秘书(即副部长)。
[8] 达维特·本·古里安(1886—1973),以色列政治家,曾任以色列总理。
[9] 阿诺伊斯·布鲁纳(1912—2001),党卫军军官,艾希曼的助手,参与安排将犹太人运送到设在东欧的灭绝营,战后逃往叙利亚。叙利亚拒绝把他引渡给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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