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前一年,我们那栋独门独院的房子就建成了,一部分是由建房储蓄协议提供贷款,我想是和威斯滕罗特签的,爸爸是公务员,他认为同这家公司签这种协议,按照他的说法,还是“相对有保障的”。这栋房子有五间半房间,即使没有防空洞,我们三个女孩,还有妈妈和奶奶,很快都感到很舒适,但是爸爸总是一再强调,他是不惜为此额外花钱的。还在制订建房计划的时候,他就一封信接着一封信地给施工的那家公司和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写信,里面还附寄了一些美国核试验区上空的蘑菇云的照片,还有广岛和长崎的——按照他的说法——“相对没有受到损害的应急防空洞”的照片。他甚至还寄了一些没多少用处的设计草图,供他们参考:一个可以容纳六至八个人的地下室,闸门式进口,外推式的门以及一个紧急出口。当这些,按照他的说法,“在原子时代对于相当大一部分平民百姓绝对必要的防护措施”没有得到重视时,他的失望相当之大。据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说,是因为没有国家方面的规定。
爸爸从来都不是特别反对原子弹。他承认原子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坏东西,只要世界和平受到苏维埃势力的威胁,人们就必须认可原子弹。他肯定会热情地对联邦总理[2]后来为了禁止任何关于民防的讨论所做的各种努力吹毛求疵。“这都是选举策略上的花招,”我听见他在说,“不想让人民感到不安,把原子弹仅仅看成是炮兵的继续发展,还自以为很狡猾,这个老狐狸。”
无论如何,我们的那栋小房子立在那里,邻居们很快就把它叫作“三个女孩之家”。花园也可以定制。我们被允许帮忙栽种水果树。不仅是妈妈,而且我们几个孩子也注意到,爸爸设法在园子里背阴的地方留出了一块相当大的正方形。直到奶奶按照她的一贯做法严厉地对他进行盘问,爸爸才泄露了他的计划。他承认,要按照最新的从瑞士民防机构获得的知识,建造一个地下的,按照他的说法,“成本相当低”的防空洞。夏天,好些报纸披露了一次核演习的令人吃惊的细节:1955年6月20日,所有西方强国都参加了这次代号为“白色卡片行动”的演习,整个德国,不仅仅是我们联邦德国被作为核战场;根据粗略估计列出的清单,要有将近两百万人死亡,三百五十万人受伤,当然,东德的人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时,爸爸开始行动起来。
可惜,他不让别人帮忙完成他的这个计划。与官方主管建筑的机构有许多麻烦,这导致他只愿意相信,按照他的说法,“自己的力量”,就连奶奶也无法阻止他。后来又公布了这些年来哪些危险是由围绕地球飘游的云层带来的,这些云层怀疑被染上了放射性的尘埃,预计随时都有可能突然爆发,即所谓的“脱落”;更糟糕的是,早在1952年就在海德堡及其周围地区的上空发现了这种受到污染的云层,也就是说,正好在我们的头顶上。这时,对于爸爸来说,再也没有任何原因可以阻止他了。这时甚至奶奶也对这种她称之为“没完没了的挖掘”深信不疑,而且还出钱买了好几袋水泥。
爸爸在土地登记局当处长,他没有找人帮忙,自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挖出了一个四点五米深的洞。他也没有找人帮忙,又利用一个周末用混凝土浇筑了圆形的地基。他也会用混凝土,把进口、出口与闸门室浇灌在一起。平时不怎么喜欢表扬别人的妈妈,也过分地对他大加赞扬。也许正是因此,他后来在给我们的,按照他的说法,“相对防原子辐射的家庭防空洞”加上一层木板的顶,再浇上一层新和的水泥的时候,也放弃了找人帮忙。看上去已经大功告成了。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这个圆形建筑里面检查防空洞的内部情况。木板的顶塌了下来。他被大量的水泥压在了下面,任何帮助对他来说都太迟了。(www.xing528.com)
不,我们没有完成他的计划。不仅仅是奶奶反对。我从此以后一直参加复活节的反核游行,这肯定是爸爸不愿意看到的。很多年来我一直反核。甚至成年之后,我还带着几个儿子在穆特朗根和海尔布隆参加过反对部署潘兴导弹的活动。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也没有帮上多少忙。
[1] 叙述者:海德堡一个官员的女儿
叙述事件:西方强国进行的代号为“白色卡片行动”的军事演习
叙述时间:1983年以后
[2] 指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参见1930年和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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