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无论是在苏联或者后来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战争一直都在继续，我只有很少几次成功地报道了轰动一时的事件，因为就像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时一样，我在乌克兰也是大多数时间和步兵部队一起，跟在我们的坦克先头部队后面：最初是一个围歼战役接着一个围歼战役，越过基辅一直到了斯莫棱斯克，当泥泞季节开始的时候，我报道了一支工兵营，他们用截成一段一段的圆木头铺设道路，以便保障供给，他们还负责拖走损坏的车辆。就像已经说过的，是一些士兵短统靴散文和绑腿散文。我的同行们在这些方面要比我出名。有一个人，1941年5月曾经随同我们的伞兵一起从克莱塔[2]上空跳伞下来的，他后来从以色列给那份为我们所有人办的大众报纸[3]报道了“闪电式的胜利”，就好像这场六日战争[4]是“巴巴罗萨行动”[5]的继续。“……马克斯·施梅林扭伤了脚……”还有一个人，从“欧根王子号”巡洋舰上目击了“俾斯麦号”在和一千多名将士一起沉没的三天之前如何击沉英国“胡德号”战列舰的全过程：“要不是一枚空投鱼雷击中了驾驶舱，使得‘俾斯麦号’丧失了行驶能力，也许它还不至于……”其他的故事也是遵循了这条座右铭：“假如这条狗没有去拉屎，它就会抓住那只兔子……”
壁炉战略家施密特也是如此，他的《水晶玻璃》系列，后来在乌尔施坦因出版社出成了厚厚一大本，他捞了好几百万。这时，他已经想明白，巴尔干战役[6]本来应该给我们带来在俄罗斯的最终胜利：“只是因为一个名叫西莫维奇的塞尔维亚将军在贝尔格莱德发动了政变，我们不得不首先把当地整顿好，这使我们失去了五周宝贵的时间。假如我们的军队不是在6月22日，而是在5月15日就向东边发动进攻，假如古德里安将军的坦克不是在11月中旬，而是在五周之前，即在道路变得泥泞和严寒降临之前，就向莫斯科发起总攻……那么会怎么样呢？”
他又沉默不语地盯着壁炉里的火焰，继续思考“白白断送的胜利”，他试图事后再赢回那些输掉的战役，斯大林格勒[7]和阿拉梅因[8]后来也提供了机会。他独自在那里推测空想。但是没有人敢表示异议，我也不敢，除了他以外，还有两三个忠实的纳粹分子坐在我们这伙老资格的记者中间，他们当时和现在都是主编一级的人物。谁敢主动去惹自己的东家生气呢。
后来，我成功地逃出了这位伟大战略家的影响范围，和一个像我一样，总是从前线猪猡的角度进行报道的同伴，来到威斯特兰的一家酒馆，我们这才开始取笑这种“假如”哲学。我们俩是1941年1月认识的，当时我们接到出发的命令，随同隆美尔[9]的非洲军团去利比亚，他是摄影记者，我是文字记者。他的沙漠照片和我写的收复北非的报道非常醒目地登在《信号》上，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我们在酒馆的吧台旁边一边聊这些，一边猛灌烧酒。
后来，我们醉醺醺地来到威斯特兰的沙滩，迎着海风，身子摇摇晃晃的。开始我们还大声唱歌：“我们热爱狂风和翻滚的巨浪……”后来便默默地注视着大海，浪花单调地拍击着岸边。在穿过沉沉黑夜的回程路上，我试着用讽刺的口吻模仿那位从前的施密特先生，最好还是不要提他的新姓名：“想象一下，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成功地实行了他的计划，把三个师空降到了济耳特岛上，那会怎么样。难道一切不是早有定局了吗？历史不是也就会有另外一种进程了吗？没有阿道夫，也没有后来所有倒霉的事情。没有铁丝网，也没有横穿全城的柏林墙。今天我们大概还会有一个皇帝和几个殖民地。我们也可能会过得更好，更好……”
[1] 叙述者：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战地记者
叙述事件：德国入侵苏联
叙述时间：1967年6月10日之后
[2] 希腊地名。1941年4月6日，德国进攻当时是英国盟友的希腊，4月20日占领了克莱塔，次日，希腊宣布投降。
[3]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www.xing528.com)
[4] 六日战争，指1967年6月5日至10日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叙利亚发动的战争。
[5]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入侵苏联，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
[6] 1941年3月27日，塞尔维亚将军西莫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发动政变，反对将南斯拉夫并入纳粹阵营，希特勒下令入侵南斯拉夫，4月17日，南斯拉夫军方签署了投降协议。
[7] 1942年8月至10月，德国第六军包围了苏联的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将军的指挥下在11月实行反攻，成功地将二十八万德军包围，1943年1月31日德军投降。
[8] 阿拉梅因位于埃及亚历山大以西约一百公里，1942年6月至7月，德军的非洲军团在此受阻。
[9] 艾尔温·隆美尔（1891—1944），德国陆军元帅，1944年10月14日因涉嫌参与谋杀希特勒的行动，被希特勒强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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