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出点儿什么事。至少不会再这样继续下去，一道又一道紧急命令和一次又一次选举[2]。然而，从原则上来讲，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多少变化。好吧，当时的失业和现在的失业，看起来稍微有一些不同。那时没有人说“我没有工作”，而是说“我去领失业救济金”。听起来不知怎么总是比较主动。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失业。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当我在学校或者在讲授基督教教义的问答课上被瓦策克神甫问到的时候，至少我总是说“父亲去领失业救济金”，而我的孙子则再一次地、心安理得地“依靠援助生活”，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不错，当布吕宁还在台上的时候，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失业[3]，要是准确地计算，我们现在也快要到五百万了[4]。因此，今天也要向当年那样省着用钱，只买最必需的东西。从原则上来讲，什么也没有改变。只不过在1932年，当时我父亲领失业救济金已经到了第三个冬天，早就已经超过了领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5]，他的社会福利金也经常遭到缩减。他每周得到三点五马克。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领失业救济金，只有我的姐姐在蒂茨的店里当售货员，为家里挣来一份正常的工资，因此我的母亲每周的家用钱不到一百马克。这当然根本就不够用，但是，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这样。要是谁得了流感或者其他什么疾病，那可就惨了。仅仅为了一张病假单就得花上半个马克。鞋子换个底，也会把家里的钱箱撬开一个窟窿。五十公斤煤饼差不多要两马克。但是在矿区，废煤山却在不断地增高。当然是有人看守，甚至很严格，围上了铁丝网，还有狼狗。冬季的土豆供应情况更糟糕。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整个系统都有毛病。从原则上来讲，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劳工局等待。父亲带我去过一次：“为了让你瞧瞧这种事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在劳工局的外面有两名警察把守着，不让任何人破坏领失业救济金的秩序。外面的人排着长队，里面的人也都站着，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但是，外面和里面都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在静静地思考。因此，可以清清楚楚地听见领完救济金之后盖章的声音。这是一声单调而短促清脆的响声。盖章的窗口有五六个。这种声音今天还在我的耳旁回响。也有人遭到拒绝，我清楚地看见他们的脸。“期限已过！”或者“证件不全！”，父亲把所有证件都带在身边：申请表格，最后一份工作证明，贫困证明，邮局付款卡。因为自从他只能领社会福利金之后，贫困情况必须经过调查，甚至要到家里来看。要是家里新添了家具或者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可就糟了。是啊，全是湿衣服的味道。因为外面的人是站在雨里排队的。不，没有人拥挤，也没有人吵闹，更没有人谈论政治。唉，因为每个人都感到厌烦，大家也都明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现在必须出点什么事儿。父亲后来又带我去了工会大楼里的失业自助中心。那里贴着一些呼吁团结的广告招贴和标语口号。还有一些可以用勺子吃上几口的东西，大多数是一盘一盘的和一锅煮出来的饭菜。不能让母亲知道我们去了那里。“我会带领你们大家渡过难关的。”她每次在给我上学带的夹心面包涂上一些动物油脂时，总是这么说。即使只有干巴巴的面包，她也会笑着说：“今天只好啃干面包吧。”唉，今天还没有这么糟糕，但是也会有这种可能的。不管怎样，那时候就已经对这些所谓的福利失业者做了参加义务劳动的规定。在我们雷姆沙伊德必须到拦水坝参加修路。因为我们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所以父亲也必须去。因为马匹太贵，所以差不多二十个人拉着一个上千斤重的滚筒，一声“驾！”，大家就开始向前拉。不让我去看，因为曾经当过工段长的父亲在自己儿子的面前感到害臊。回到家里，当他在黑暗中躺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哭泣。母亲从来没有哭过，甚至在最后，也就是纳粹夺权的前夕，她仍然总是说：“总不会更糟的。”每当我的孙子又对今天所有的事情横挑鼻子竖挑眼时，我总是安慰他说，这种事今天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你说得不错，”这小子却说，“就业情况看起来如此之差，股票却涨个不停。”
[1] 叙述者：父亲失业的学生
叙述事件：失业
叙述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2] 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政府可以按照授权法发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国会可以行使监督权。自1930年起，政府多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也频繁更迭。
[3]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德国失业率不断上升，1929年至1932年，全国约有六百一十万人失业。(www.xing528.com)
[4] 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全国的失业人数一直在四百万以上。
[5] 一般可以领两年失业救济金，此后根据各人的贫困情况领社会福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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